此番地主虽然极其肉疼，但他们毕竟已经算是犯法的情况下获利出局了，且他们投资工业和基建的机会也来了，只要愿意投资生产，王雱修渠时会采购他们的东西，相当于扶持他们的作坊。
这整个事件中，叶庆华和曹集都在帮王雱压制地主，否则不会那么顺利。很简单又是屁1眼交易，王雱承诺此番福康渠设计的水泥、机械等等订单，全部采购叶家和煤场的。
这个过程会雇佣天量工人，由工部水务局支出工钱，让他们拥有购买力，他们手边有钱，往后又看得见希望，且稳定，就会有剁手买东西的欲望了，于是这些转型工业的地主们新一轮大生产就会来临。这就是大宋的新一论经济增加点。
这个过程王雱做的是分配工作，把原本集中在地主手里的钱，散发在大头百姓手里。地主阶级的尿性是喜欢敛财集中，于是他们手里没枪、打不赢官府的时候，他们就只能选择再想办法去赚走百姓手里那些钱，直至不平衡之后下一次重新分配到来，如此反复。
政府的本质工作就是这事，这也叫计划经济，这是自由大本营西方白皮带头做的事。真是听他们的忽悠喊自由市场经济的傻逼政权，无一例外都混乱甚至分裂割据了。
因为纯自由市场经济是伪命题，纯自由，纯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大鱼吃小鱼，物竞天择。所谓的价格不合理、产能过剩工人失业会有自由市场来调节，更特么是扯淡。西方自由主义怎么调节的呢：他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把当时地球上多余的近亿人做掉，那就叫调节，也叫自由竞争，不是灭霸们的错，是“因为人多了，所以市场自身调节了低端人口的数量”。
问题是：既然这样那要个政府干嘛呢？但凡政府难道它不是用来搞计划的？既然都参与进来计划了，政府它本身不就是个最大号的人民公社吗？
所有的“主义”，所有的政权，其实都是一个圆圈太极图，会在不同时期移动到不同位置，被称为“有xx特色的xx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是分不清的。
一知半解认定一个“主义”的，基本算是被传销忽悠。这个现象真有，譬如后世支持土地流转那群人，许多在反人民公社。而支持人民公社的群体中，也有许多在诅咒土地流转。
大雱没看明白这现象，特么的土地流转不就是人民公社吗？换个叫法换个皮，本质差不多，都是“分散化小农经济”、过度到“集约化大农经济”，结果就很多人认不出来了？
什么制度什么叫法从来不是太重要，决定一切形态关系的，乃是生产力。
这叫“分久必合，合就必分”。罗贯中人才啊，在三国演义开篇就写明白了宇宙规律。
说起来汉娃的特性是：就算手边有钱也不敢花，因为他们当心未来。
所以为了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拿到工钱后进行剁手买买买，王雱打算借用此番福康渠的启动，把其中骨骼惊奇的团队全部招为国企人员，成立工部司局麾下的“第一水利工程局”，将来还会有自己的“第二铁道工程局”去和叶家曹集他们竞争。
至于到底算公务员还是算事业编，又或者是工勤，这些不重要，让韩琦富弼王安石他们研究去，就不关王雱的事了。反正类似这样的工程局，往后估计在大宋会有几十个，他们效率不会有西北投行高，不会有曹集管理的煤场高，这是肯定的，但一定要有。
否则若没有三至五个执行力及格的铁路和水利工程局，就等着往后的大开发中、西北投行和煤场爆出“每里铁路十贯”的价格来好了。
如果有工部自己的工程局，根据今年的工价和物资价格综合加权考虑，大雱有把握把每里铁路的价格压制在五贯钱左右。
抚宁县和绥德县段的铁路早已经开始修建，承建方是西北投行，妈的在抚宁县大力给粮食补贴的情况下工价并不高，但叶无双小姐姐又何尝温柔过，八贯每里的价格不算丧心病狂，但绝逼不能算好看的吃相。
这就是他们的尿性。
当然，关于大雱设想中“第一水利工程局”建制的设立，还有很多政治问题要解决。官员指标是没戏的，大宋冗官已经很严重，最多也有两个“局长”算官编。其他的，相公们的大抵思路是：能抓人免费服役干嘛要给编制吃皇粮？能把已经吃皇粮的军队调去劳动，干嘛要花钱另外招人？
话说除王安石外，其他相公的脑回路大抵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原因，那是他们来自阶级的优越感。
此点上老包都不能免俗，譬如开封府这个时期的“公安”队伍中，除几个主要骨干有“公务员编”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是民间各访抽来的人，不拿工资，轮换着来，算是“服役”。
只有类似白玉棠这种，和白玉棠麾下的几个十将算吏，有编制有粮饷。
同样是服役，有好差事就有坏差事。合法带着刀在街市上耀武扬威的这些，哪怕不拿工资也算好差，所以这口子没关系的人没戏，这类人一般来自各大家族中的家仆，算是代替他们的主家服役了。同时他们也会利用手里的小权利，在街市的小商贩和百姓手里拿点保护费。
来做够几天差人就算今年服役了，那么轮到吃苦的工建项目时，他们自然就不用在服役，这部分苦差就是轮到百姓家抽人来扛，不扛可以的，交钱也行。
这就是大宋的基层制度。
其实在后世也算是换汤不换药，文明社会中类似这种事多了去。只是说后世不叫服役叫“上班”，有工钱拿。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所谓生产力决定一切，后世普通人上班之所以有钱拿不是因为“体制真的变了”，其实体制在大多数时期都没变，试图砸了体制的老爷爷险些就被否定了。
只因为生产力丧心病狂的提高了，于是大头百姓的起点也就跟着拔高了，如此而已。
组建第一水利工程局，招工给编制吃皇粮，本质其实就是后来王安石会提出的《差役法》。所不同的是，大老王没做就开始喊，且官府没钱，还中央还要求官府支付壮丁工钱，于是当然执行不下去，强扭着执行以后，就问题多多。
现在大雱打算反过来不喊变法，也不问朝廷要钱，不扩散，悄悄的打枪。先干起来再说，到时候他们最多算大雱“错误决策”，随便给个处分赶出京去，但有王安石和韩琦拉偏架，也不至于强行解散水利工程局。
话说……王雱的处分没法加了，所以应该处分都不会有，汗，站在水里不怕雨。
就像此番那些黑田已被地主“事实性占有”的情况下，除非发动无产阶级拿着刀上阵清洗，否则真不能强行拿走，只能默认合法化，并且要适当让他们获利出局，这就是政治。
所谓法律能解决这种问题从来只是假象，包拯的法律从来不代表公正，法律的真正解读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意志。
那么一但法律违背阶级利益时，一般就立不了，已经立了的，也会成为“恶法”而被废除，譬如鼎鼎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榜样……
注：土地流转和人民公社差不多，只是小宝的个人观点。另：共和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说过人民公社非法，法不禁止皆可为乃是李总理说的，这应该就是土地流转的法理和土壤。也就是说可搞可不搞。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名声不太好没人搞，那是因为政治风向的改变，执政官“解读精神”后自己决定不搞的。生产力处于不同的段位，制度也就一定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