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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红日初升，光芒万道，秦牧一身黑色王袍，腰配宝剑站在高阶上，内阁辅及六部尚书等大臣列于两侧。
衣着鲜明的殿前武士撑旗执铖，雄壮而威武，让场面显得更加庄严肃穆。
三百六十二名贡士由礼部官员引领，鱼贯而入，向着高阶上的秦牧大礼参拜，高呼：“吾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牧抬抬手让大家起身后，朗声说道：“尔等都是万里挑一的英才，是大秦的希望所在，今日殿试，本王期待你们能以一身所学，作出更精彩的论述，为国献计献策，开始吧！”
殿试只考一场策论，是以有秦牧有“论述”一说，几百名贡士再拜，然后不分名次，各据一几，就坐在庭院明明的冬阳下开考。
这次殿试的题目是秦牧亲自出的，题目为：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西洋人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中国往往求天朝上国之名而失利益之实论。
这道题目其实是三合一，要贡士们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个方面是平戎方面的学问：“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
贾谊是汉代名士，写过《过秦论》，还给汉文帝上过奏表提出防御匈奴的策略。他的策略中的“五饵三表”大致意思是：
是给匈奴点美食、美女、高堂华屋、财物、奴婢，用些先进的东西为诱饵，诱匈奴来投降，等他们来投降后，皇帝本人再跟他们打成一片，亲自酌酒给他们喝。让他们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就会纳头会拜了。三表是要求汉文帝应为天下表率，以德服人。
《汉书》的作者班固讥笑贾谊这些策略是书生意气，不切实际，空谈误国。
但事实是，秦穆公确实靠财物美女诱得西戎归附过；越王勾践也曾凭借美女西施让吴国亡国过；中行说投靠匈奴后，也劝诫匈奴单于不要喜欢汉人丝绸和华屋美女，那只会让匈奴人变得软弱，说明中行说也认为贾谊那一套对匈奴有很大的威胁。
秦牧的题目中的第一条就是让贡士们论术。到底是贾谊说得对，还是班固说得对。
第二个方面是有关变法治国方面的问题：“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
申商指的是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商鞅。以变法著名。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意思是诸葛亮不是法家，但使用了法家的治国方略，王安石也是使用法家的理论来实行变法，但他只做不说，讳莫如深。
秦牧要让贡士们论述诸葛亮和王安石为什么这么样，并纵论各家学说在治国方面的长短。
第三个方面可归为外交策略方面的问题：“西洋人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中国往往求天朝上国之名而失利益之实。”
大意是西洋人对外注重实利，而中国对外重名轻利，两者之间属优属劣，让贡士们在这方面也展开论述。
这三合一的问题涉及到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秦牧挖空了心思才想出来的；
尤其是最后一道题看似很简单。但相信自古以来的科举都没考过这样的题目，秦牧希望通过这道题目。让读书人睁眼看世界，把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对比一下，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脚尖看。
贡士们有一天时间来写策论，秦牧很期待从中得到一些真知酌见来。
包括会试主考傅山、内阁辅臣、六部尚书，以及翰林学士顾炎武等人见了秦牧出的这道题目，也都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这题目出得有分量啊，古今中外、军事政治经济变法都囊括在其中了，应试者若是只会背些八股范文的家伙，见了这样的题目肯定是两眼一摸黑。
开考之后，秦牧负着手，在各个考生之间慢步徐行，希望能看到一些独到的见解，一般而言，殿试通常只是走个过场，大多数皇帝出场只是做做样子，让贡生们归为“天子门生”而已。
但秦牧不但出题出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打算认真看完每一位考生的答卷，他经过会试第一的韩靖桌边时，见他正在埋头疾书。
秦牧停下来看了看，见他的答卷上有言：
“夫天子主中夏控制百夷、自有强国芘民之道。善治国者、不能必敌之可胜而能为必不可胜、使强邻黠敌闻风夺气、凛然而不敢犯、则天下安矣。若导人於*之事、以乘其敝而取之、此所谓穿窬之智也、岂王者自强之大计乎。及吾读汉书贾谊传、则於五饵三表之说削而不书、犹复深讥其疏、以垂戒后世。於是乃叹班氏之书、其去取为至精、而其识为至远也。”
韩靖这番论述大意可以这么理解，打铁还得自身硬，靠点歪门邪道去引诱他国糜烂，岂是自强之道？
秦牧又复行去，到了司马凯桌边，见他写下的其中一段是：
“吾以谓穆公之霸在增修国政、国势既固则外交之术无往而不宜、且其时天下方以诈力相高、而秦又介居戎狄、行其狡黠之计以取利一时可也。若匈奴之在汉、窃谓虽好汉物亦不至遽即於靡弱。何也、匈奴界处北陲、刚猛忿鸷出於天性、岂独其习俗使然哉。设汉不自谋所以御侮之方、而专务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吾恐财产耗竭而边郡之寇掠自若也。”
从司马凯的观点看来，他也认为如果汉朝不谋自强，寻求御敌的办法，而是专以财物美人糜人之国，恐怕把短裤都送出去完了，边疆的敌人还抢掠如故。这和韩靖的看法基本相同。
秦牧看了还算满意，其实贾谊的做法没有错，关键就看你在什么情况下施行这样的策略，秦穆公如果自身不强大，靠送几个美人就想让西戎归附是不可能的，同理，越王勾践如果不是用范蠡文种将越国治理得强大起来，送出西施也是白送。
修政以强自身，这是道。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这是术。道与术并用，相辅相成才是正理。
秦牧游步徐行，不时停下来观看贡士们的答卷，有些人紧张得直冒汗，但有些人即恨不得秦牧停在自己桌边不走了，百人有百态，不一是足。
秦牧经过一个叫陈镇远的贡士身边时，发现他已经答到第二个问题，只见他写道：
“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权时势、而务博宽大之名。虽申商之术、儒者弗道、然时势所值、激於不得不然、善为国者必不敢因循顾忌、而贻天下以不测之患........”
他这观点，在秦牧看来，还算可以，于便停下来细看，陈镇远一发不可收拾，笔下洋洋洒洒近千言；
他不光论述了诸葛亮和王公石变法的苦衷，秦牧总结下来，他的思想竟是以儒为皮，以道为肉，以法为骨。虽然这层意思表达得很含蓄，但内里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在当下来说，他绝对称得上是个异类了，而秦牧个人，也更趋向道家和法家，法家就不必说了，老子的《道德经》足以称为夏华最高智慧的结晶，至少秦牧是这么认为的。
汉唐两代国家最强盛之时，都是以道家方略治国。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绝非真的是无所作为。
秦牧宁愿把“无为而治”肤浅地理解成官方对民众的思想少了管束，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碰撞，少划分些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奇技淫巧之类的加以贬斥。
另一方面就是放权，少对各行各业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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