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明天就去三司问一声。”
可能后人有点儿不懂，认为宋朝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这样说，还真错了。宋朝官制那么坑，非是为了专权集权，而是为了分权，这个权也包括皇权。
正是因为这个分权，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权臣出现，包括丁谓、吕夷简、韩琦与王安石，宋英宗搞濮仪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番对话。
它也是整个变法的缩影，那就是赵顼虽是裁决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订国家政策乃是两府的事，然后上书赵顼，赵顼裁定同意与否。
现在王巨扮演着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么就要到赵顼决，也到了赵顼大力支持的时候！
“不过……”
“陛下，想执行齐商税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来，第一步是简化各州县的场务与商税。陛下，臣问一句，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群体是谁？”
对宋朝贡献最大的非是一等户，他们的伤害作用远大于贡献作用。比如商税，有几个一等户豪强规规矩矩地交纳商税，还有耕地，有几个豪强认真的交纳了两税，相反的，大肆隐田隐丁。
除了豪强，还有一个比较可恶的群体，寺观！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丑陋了。
因此对宋朝贡献最大的群体乃是二等到五等户，他们才是纳税服役的主体力量。
至于六等以下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何来的贡献，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苛刻的州县仍让他们纳税服役。
但这个主体还是二到五等户，特别是中间的三四等户。
这个三四等户不仅是指农民。还包括市坊户，也就是城市户口，工人、商人、服务行业……
所以王巨提议朝廷先下一诏。整顿场务，将不必要的场务一一取缔。节约国家胥吏的支出，同时明文规订，任何商货只能征纳一道往税，一州之内只能征纳一道过税，一路之内只能征纳两道过税，全国之境，只能征纳三道过税但不得超过三道过税。各商人凭借朱钞做证明，如数交纳商税后。任何场务只有核实之权，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压商人的货物。
如果违反者，商人可以向官府诉讼，相关的胥吏也必须严惩不怠。
赵顼听后额了额首。
无他，一是李老汉的遭遇，正是李老汉的遭遇，才让王巨愤怒地出手。
二是王巨以前就执行过类似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将他的政策搬抄过来，朝廷就可以引用执行了。
这条策略如果在全国执行，对那些中小商人无疑是一个福音。
然后是第二道诏令。任何人经营商贸，包括官户在内，都必须交纳商税。否则严惩不怠。
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前面对胥吏严惩不怠则不同，那个在第一道诏令里就明文规订如何严惩不怠，但在这个严惩不怠里尽量说得含糊一点，以免引起更大的反弹。
先让大家适应了，也因为含糊不清，会引起一些纠纷，然后再顺水推舟地推出如何严惩。那么慢慢地，全国之内，就能接近地实行齐商税了。
是接近。不是真正全部执行。
这好比大夫替重病患者治病，有一个方法。用虎狼之药驱之，再用温和之药调养身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一直使用温和之药，慢慢地将病情改善，也就是王巨的齐商税手段。
没办法，它的打击面太大了。
“王卿，朝廷不准许官员行商啊。”
官员行商会引来什么后果，都懂的。
可是王巨讥讽地说：“苏轼公开经营私盐，吕惠卿用免役法勒索江南大户替他购买耕地，文公家人放高利贷，富公与王拱辰在洛阳修建豪奢的庄园，比皇宫还要富丽，就连介甫公回到江宁隐居还购买了大量耕田做一个舒适的田舍翁，国家*到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不准官员行商？”
“介甫公不同。”
“一个交纳税赋，一个兼并耕田，有何区别？既然国家禁止不了，何不引导之。不过陛下若不放心，可以再补充一道诏书，官员本人不得经营商贸。”
赵顼继续沉吟。
他现在的心态得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角度就是敛财，实际现在宋朝真的不需要继续敛财了，但变法存着的这些弊病，他真不知道？其实赵顼也知道，然而为什么不准大臣变动调整？调整后必然会产生两个结果，许多旧党会得陇望蜀，那么就会产生新的争议。于其这样，还不如不动，看看现在朝堂多安静哪。第二个结果就是财政收入会严重减少。
可是赵顼心中有梦想哪，现在国家富了，还没有强。想要强，不是大理也不是交趾，而是西夏，只要灭掉西夏，收复燕云，宋朝才能称为强国。至少将西夏这个心头大患摆平吧。
想要收复西夏，就要发动不可想像的大军，那么国库里就必须有充足的钱粮。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宋太宗第二次伐辽失败，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户数不是增涨，而是严重倒退，赵普出面，宋太宗只好换了保守的措施。如果国家财政充足呢？
还有庆历宋夏之战，实际几场战役规模远不及两次伐辽战役，但几年后河南陕西南部到处农民起义了。不是刘娥将国家搞得财政紧张，而是一场大旱灾与宋朝第一次黄河大决堤，导致国库空虚的。
但反观澶渊之战，不管那一国胜败，那场战役宋朝前后共花掉七千万缗钱，并且还是在宋朝建国不久之后发生的，然而为何国家太平？原因简单，咸平之治。导致国家国库充盈。
这样想也不是不对，正是因为国库充盈，所有未来那两场惨败。宋朝却没有出现严重危机……
第二个角度就是赵顼与汉武帝不同之处，汉武帝接手的是一个好摊子。文景之治给西汉积累了无数财富，以至串钱的绳子都烂在钱仓里。
但赵顼接手的摊子烂得不能再烂，国家严重赤字，国库空空如也，为了救急，都将内库积累的香料玉石拿出去便卖，旱灾到来，让百姓自生自灭……
这就象化名为陶朱公退隐到齐国的范蠡一样。他的二儿子在楚国入狱，他派三子去营救，妻子不同意，坚持让长子去救，结果因为长子从小与范蠡共同创业，知道生活艰难，舍不得用钱，反而导致次子被杀。
这种心态的不同，决定了两人手段终是截然不同。
就象汉武帝，战争到最后。不得不用桑弘羊敛财救急，然而晚年立即及时调整，不仅是因为太子案。也是因为这个心态。正是这个调整，汉朝危机化解，再加上霍光打下的底子，才有了汉宣帝之中兴。
最要命的是赵顼即位之初，韩琦傲娇地逼得赵顼束手无策，虽然最后韩琦不得不主动退出朝堂，但让赵顼的性格变得多疑起来……
因此王巨果断地说道：“陛下，这个也不用担心，到时候由臣来上书。”
你依然呆在“决”这个位置上。好留下回旋的余地。
“不过最好到明年春天再议此事。”
“对，那就明年。”
不是赵顼想拖到明年。明年春天海外派人回来，与朝廷商议朝廷派官员入驻接受海外那么大的地盘。还有市舶司的抽解，那么多的黄金……
在这个利好的消息下再提出这两诏，争议声无疑会小一点。
然而赵顼又说了一句：“金子还少了啊。”
有这个金子性质不同，以前无论王巨说得水点着灯，可没有金银，有多少人相信？现在终于有了金子，那等于有了证明。
但金矿产量是非常惊人，然而放在银行司的撬杠上，数量依然严重不足。
“陛下，内外结合，实际仅是一千万两白银，一百万两黄金，就是没有海外，如果国家认真聚敛，又能差多少？当然，从海外想办法也是必须的，金银越多越好，它们越多，能发行的交子就会越多，那么不仅能做为撬杠，本身也可以用来做为资金的周转，甚至能起到控制物价的作用，如果能保持健康地发展，最后可以大幅度地宽解两税，取消宽剩钱、手实法、青苗贷，百姓松压，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了。”
如果国家经济能转得开的话，恐怕就是赵曙，也想轻敛薄税，这才是国家的主流思想。
总之，因为这个私密的场合，王巨说得也尽兴，王巨还乘机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将负责监江陵县税的张商英调回孔目房担任都检正。
张商英本来是御英，犯了一些错误，又与舒亶发生了严重冲突，贬了下去。
而孔目房为中书五房之首，它掌管着中书的档案图籍，因此称为孔目者如一孔一目，无不经其手，也就是孔目房都检正，更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
王巨这个要求略有些过份了。
然而赵顼居然在兴致勃勃之下同意了。
到了离开之时，赵顼嘴扁了扁。
但他不知说什么是好，究竟是自己姑姑上了王巨，还是王巨上了自己姑姑？
王巨心中大乐，脸上却一本正经地说道：“陛下，天色不早，臣该告辞了。”
…………
不久，赵顼颁发诏书，同意了王巨之议，废除市易司，重置南方十二路发运司，由薛向主持十二路发运司使之职。
果然，朝野上下，出现了巨大的争议。
新党们担心这会引起一个很不好的开端。
旧党们却是得陇望蜀，甚至孙固公开吼出，不论市易司，或者是南方十二路发运司，或者是各路提举司，全部应当罢废。
御史台则连连弹劾，薛向乃是待罪之人，何德何能主持如此重职？
许多大臣竟然不顾朝仪，在大朝会上也吵闹起来。
王巨迫于无奈，举着牙笏，从前列走了出来说：“陛下，看来臣在南方一个案子断错了。”
“何案？”
“臣在广南西路断过一件案子，有一个段姓主户，家有良田十顷，财产数千贯，一天他上街看到了一条精美的玉带，便将它买了下来。然后其妻与父母，到臣面前诉告那家邸店，说正是那家邸店的蛊惑，段生才买下那条腰带。”
“臣就问，那家邸店有没有用强迫手段威胁段氏购买，他们说没有。臣又问，那么凭何状告人家。其家人说，一旦段生购买了这条腰带，必然想购买精美的衣服、靴子、巾冠与之相佩，这些购买下来，又必须要购买精美的玉佩佩在腰间，才能不会人笑话。玉佩买下来，那么必然会购买精美的马车。”
“马车买回来，又要装备车夫，还要购买良马，这些买下来，又要买下豪宅，豪宅买下来，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必须要大手大脚的花费。那么好了，几年过后，段家必然会家破人亡。因此段生父母妻儿状告那家出售玉带的邸店。”
“臣听闻后，断了他们一个无理取闹，各笞了二十，让他们回去。然而今天看来，臣真断错了。看看，臣只是提议废罢市易司，重置南方十二路发运司，那么多士大夫以为我要废掉所有变法，要么就乘机让朝廷废掉所有变法。臣有那个想法吗？因此臣断错了，如果段氏无理取闹，那么今天朝堂上的诸士大夫又算什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