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觉得熊兰提出的问题确实需要思考，虽然退伍老兵不是都像熊兰这样精于算计，不过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了先例，以后的退伍工作就不好做了。
“不能让率先响应官府移民号召的士兵吃亏，”略一思索后，邓名就拿定了注意：“所有签字退伍的士兵可以自动享受十年的最惠待遇。什么叫最惠待遇呢？就是无论以后的十年里有人谈出什么优惠条件，他的待遇都会自动提高，与最好、最新的条件看齐。比如一个士兵签字退伍时，定下的条件是补偿给他二百亩，后面有人谈出了五百亩，那他也自动获得三百亩的增益；再比如一开始说的是十亩山林折算一亩耕地，后面有人的折算是二十比一了，那他也要获得同样比例的补偿。而且这个只是向上看齐，而不会向下，将来的补偿条件若是不如他们的，官府也无权收回已经授给他们的土地。”
“十年……”有几个与会者面露迟疑之色，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么长的时间里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如果定下了最惠条款，那官府在未来就只可能吃亏却不可能占便宜。
“国公这个办法好！”熊兰又是第一个表示支持的，他拍手叫道：“这真是釜底抽薪，大部分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就会先行一步去绵竹、江油等地圈地；那些留下来和官府精打细算的人肯定都能明白，他辛苦一场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大家待遇都一样；而且靠近县城的地和远离县城的地肯定不是一个价，在他和官府讨价还价的时候，最好的地都被先去的人圈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拒绝退伍补偿的老兵很多，官府也会非常头疼，因为没有居民就会让川西集团重返江油变得代价高昂，更担心他们的抗议和不满会影响同秀才的参军热情。但若是只有几个人的话，官府就完全不害怕了：几个人不接受补偿就不接受好了，他们的影响力有限，而且退伍的士兵是一批接着一批，而空闲的土地只会越来越少。就算没有这几个人，川西集团一样能在江油等地驻扎军队，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得生活物资和必要的帮助。
“只是三年的最惠待遇就差不多了。”熊兰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在他看来十年是太过慷慨的条件。这些土地虽然现在还在永历天子的名下，不过很多川西集团的官员都认为这迟早是邓名的私人所有；所以现在太慷慨，就等于是在挥霍自己未来的财产：“一年或许稍微有点短，可能有些人会想着先在都府找份工干着，看看风向再说；但是三年就足够打消大部分人的观望心思了。”
“没有必要和我们的同秀才斤斤计较。”邓名摇摇头，他从来没有把国家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移民工作更是需要争分夺秒地进行，越多的人愿意在第一时刻前往江油等地，川西集团就能更早、更多的收益。
既然邓名这个主人都不在乎代价，而是认为时间更重要，熊兰他们这些管家也不会固执己见，退伍补偿的修改方案就此确定。
接下来就是讨论短期战争的进攻方向问题，现在成都周围完全没有可进攻的目标。
建昌是同盟，而且还不断受到吸引，越来越迅速地向成都靠拢。很多建昌将领都开始到成都游玩，类似刘曜、杨有才他们之前的表现。
而重庆没有值得勒索、抢劫的财物，最值钱的恐怕就是各式宝石加工刀具，其中大部分还都是川西刚卖给他们的，就是抢回来也没有地方可卖。再说四川还要指望这条销售渠道把廉价的缅甸特产出售到清廷控制区。
夔东的情况和建昌差不多，而且因为刘晋戈、周开荒他们的关系，成都哪怕是和建昌打起来都不可能和夔东发生武力冲突。
再距离远一些的是湖广，湖南盛产稻米，属于川西目前最不需要的货物，武昌留作销售渠道的益处比强抢到手要好，因此张长庚也被排除在四川的攻击名单外。
接下来就是南昌。这里倒是有瓷器，不过要是抢江西的话还不如抢江南，反正都走了那么远了，江南远比江西的物产要丰富得多，蒋国柱能掏出来的赔偿也要比张朝拿得出来的多得多。不过这两地都存在一个借口问题，剿邓总理衙门目前似乎越来越红火，张长庚申请朝廷同意后，在武昌也设立了一个分部，周培公已经挂着四省布政使的衔了。
这个总理衙门的建立，让邓名办事方便了很多，只要和周培公打好招呼，货物从武昌到南京一路畅通无阻，不用像之前那样和武昌、南昌、南京三个地方谈判。而且成都的货物也只需要向总理衙门缴纳一份赋税就可以了，而不是之前那样，明军的货船每到一处，都要向当地的清廷地方官府纳税。
但坏处就是让东南的清廷督抚变得团结起来，现在不会再出现以前那种竞相坑害邻居的行为了。如果邓名没有任何借口就去攻打蒋国柱的话，武昌和南昌的二张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幸灾乐祸，而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因此，看起来似乎只能打浙江。浙江总督赵国祚（因为邓名的影响赵国祚一直没有调任山西）上次向福建总督李率泰借兵抵抗，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缴纳了赎城费送走了川军。听说最近他一直在和蒋国柱私下联络，说不定过些时候也会奏请朝廷批准建立温州剿总，让周培公兼领浙江布政使。
任堂等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现在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福建总督李率泰坚决主剿，所以赵国祚还在迟疑不决，怕露出破绽被福建的主战派发现，反倒给自己惹罪。川西集团都认为，若是等周培公就任浙江布政使，那攻打浙江就会变得和攻打南京一样投鼠忌器，所以要打趁早；现在去痛打赵国祚一顿，还不至于引起长江中下游督抚们的激烈反应。
不过即使还没有设立温州剿总，打赵国祚似乎还需要寻找借口。因为上次任堂、周开荒他们收赎城费时，许下了三年不来的诺言。而赵国祚帮助明军收罗工匠等，也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如果毫无理由地攻打他，同样可能会激起剿邓总理衙门的惊恐不安，有损川军言出必行的声誉。
“或者干脆去打福建。”终于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福建比浙江要穷，路途更远；闽督李率泰的水平比较高，而且作为海防重地，驻扎在福建的清军质量和数量都要高于浙江。更有耿继茂这个藩王，藩王的私人军队战斗力比驻防部队还要可观。
因此，攻打福建是一件成本高、收益小的军事活动。虽然可以指望金厦的郑军协助，但战利品势必也要和他们分享，这会进一步降低出兵的收益——而邓名已经向帝国议会的议员保证，不经帝国议会批准，他不会发起任何需要川西父老贴钱的军事行动。
“宁可对外食言，也不能对内食言，还是先以浙江为假想目标制定计划吧。”邓名指示军方先以此为基础准备作战方案，计算一下再次进攻浙江可以获得的收益：“再把江南也算一算，如果一定要食言，那路过南京的时候勒索一笔也是好的。”
虽然邓名嘴上说他已经做好了无理由撕毁协议的准备，但其实他完全不打算这么干。之所以让手下准备进攻浙江和江南的预案，是因为邓名觉得他随时可能会与南京、杭州进入交战状态，这个原因就是“文字狱”。
虽然不精通历史，也不知道“庄氏明史”案以外的文字狱各大案的名称，就是唯一知道名字的这个文字狱，邓名也不知道爆发的时间。但他觉得满清肯定要大肆迫害江南文人，而这是邓名一定会出手干涉的，就算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他也不能坐视清廷如此为非作歹。
预先做计划就是为了避免明军到时候措手不及，不要在临近行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没有准备。可是邓名至今仍没有见到任何文字狱爆发的迹象，这让邓名也不禁有些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影响，使得清廷对汉人言论方面的容忍变得要比他前世强了。
……
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鳌拜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大案。比如去年吴县有十几名秀才哭孔庙，控告知县贪赃。在邓名的前世，蒋国柱因为镇江之败被免职，由朱国治接任，吴县县令属于他的亲信，因此将十八名秀才一起抓起来，最后全部处死。可这次蒋国柱采取的是怀柔态度，接受了秀才的状子，把那个属于朱国治派的吴县县令撤职下狱，最后以贪赃罪处死。
最让鳌拜关注的是，朱国治之前还炮制了一份奏销计划，计划以欠明朝的税为理由，黜落一万到一万五千名东南进士、举人和秀才。对清廷来说，这无疑是立威的好手段，而且还能带来巨额的财政收益。不过在朱国治的奏章进入朝廷讨论前，就爆发了高邮湖之战，随后朱国治也因为出卖先帝的罪行被处死，这个奏销案也就中止了。
免去一万多人的功名，并罚银追缴，鳌拜当然明白这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如果朱国治的计划成功，除了巨大的财政收益，还能震慑地方豪强，让他们对清廷心怀畏惧。不过鳌拜也知道，处理不当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就算鳌拜下定决心，在邓名和郑成功还严重威胁着东南安全的时候，蒋国柱敢不敢执行朝廷的命令也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