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皇宫，到了这个时节，也是一片寂静。在寂静之中，惟有清脆的虫鸣声显得愈发悦耳，愈发清脆。
徐平突然间有些后悔，自己何必去逼问枢密院有什么方略，他图之不图之的，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党项就是闹起来，也不过是边疆不稳，你就是把关中让出来，他都不敢带兵去占。不然大军一围，让党项军队无法机动，吞掉他的战略机动力量，然后就可以带着大军去接收党项地盘了。
说穿了，要不是党项反了会遮断西北甚至西域的交通，会影响马匹输入跟经济往来，要不是背靠契丹会牵制大宋的战略力量，党项的地位也比交趾高不到哪里去。甚至论起灵活性和回旋余地来，他还远远比不上交趾呢。
让他反又怎么样？哪怕最恶劣的情况，自己也能去收拾过来。
唉，多嘴一句话，就引动了赵祯的心事，来逼自己写什么改革方略了。
改革朝政，说起来容易，现在上街随便拉一个读书人，他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若是在徐平前世，上网发个帖子，能够辨论上几天几夜。
但是，真地考虑到可行性，有效性，还要降低副面作用，选择就会少之又少。而且千头万绪，很难说从哪里改起，一步一步怎么做。
你只要定好了步骤，即使勉强把第一步迈出去，第二步百分之百地会走偏。这一点不用心存侥幸，也没有侥幸的空间。改革只能有目标，有一个大方向，具体的过程和采取的措施，必须随着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只有不断调整，才能保证改革方向的正确，才能保证改革最终会实现目标。
你可以定出第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实现了第一步之后，怎么根据实际情况去迈出去第二步。但却不可以说第一步应该怎么干，第二步又该怎么干。否则地话，等第一步落地，第二步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向前迈了。
凡是事情一开始，不讲目标方向，或者讲了之后洋洋洒洒潇洒地定好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这件事该怎么做，那件事该怎么做的，便就如宋太宗用锦囊妙计指挥战争一样，打一百次败一百次。而且不但会百战百败，还会把自己的信用和力量迅速消耗干净。
今天赵祯客客气气地在天章阁，虚心地问徐平改革的方略，等到真按着徐平说的办了，发现跟今天说的有偏差，那可能赵祯就永远不会再问了。
赵祯转过身来，看徐平紧皱着眉头，抿着嘴唇，一言不发。不由笑道：“时间还早，你尽可以慢慢想。说起来，自你回京，快一年了，难得像今天这样，我们君臣二人说一说心里的话。你与王拱辰一起开了家店，里面卖的果酒味道甚是不俗，我让人在宫里也学着酿了些，今夜我们便痛快喝一回！”
徐平恭声答道：“陛下有命，臣自当遵令！”
赵祯吩咐下去，不一会，一个小黄门提了一个大桶过来，里面放了两瓶酒。
徐平看了不由苦笑，这桶跟自己店里的一模一样，大小款式，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就是赵祯这位老实皇帝，也一样对臣下的私生活感兴趣，而且还会派人刺探。皇城司的那些人，依然旧习不改。
上了酒，又摆了几盘蔬果，两人也没有坐下，随兴地端着杯子随便喝两口。这里是天章阁，上酒已经是不得了，不可能还几大盘几大碗有鱼有肉。
一边与赵祯聊着闲话，徐平一边想着刚才赵祯的问题。改革方略，说得云里雾里模糊了不行，说得太明确了也不行，神仙也不能把每步都估算清楚。这中间度的拿捏是非常考验人的，徐平不得不绞尽脑汁。
赵祯信任徐平，但终究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信任。这一年就是观察期，觉得徐平做事情有自己的主意，而且条理清楚，卓有成效，才会来问他。今天党项使节的事件只是一个引子，没有这个引子，赵祯过些日子也会找个由头来问的。
徐平陪着赵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心里则考虑着过一会话到底要如何说。
皇宫本来是唐朝时汴州的州衙，一个地方官府，规模终究是有限制。虽然五代时候经过几次扩建，面积却无法扩大，建筑多了之后更加显得拥挤。太祖登基之后一切从简，宫里只有几十个内侍，就是加上宫女也不到百人，跟个普通大户人家规模也相差不多，还不觉得挤。到了太宗之后，服侍的人开始多了起来，便就拥挤不堪了。
哪怕就是在天章阁里，隐约还能听到其他宫殿传来的声音，平添一份市进气息。
徐平端着酒杯，看着夜色，听着远处传来的人声，突然间心有明悟。
范仲淹、欧阳修那些人，天天喊着以大道佐君王，其实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啊。大道至简，但大道又是经过无数实践检验过的，必然不会错的。当然那些人的大道徐平不懂，但他前世上过十几年的政治课，有自己的大道啊。
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法，又何尝不能作为这个时代的大道？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多么简单明了，生产力到了一定的程度，发展的量变积累到质变，自然会要求生产关系与自己适应。如果生产力积累的能量不足以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那么生产力便会倒退，依然被束缚在原有的生产关系之下。在中国这个大一统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也远大于世界其他地方，在别的地方可以引起惊涛骇浪的变革的生产力发展，在中国可能就只是一朵小浪花。所以徐平要在纺织工业搞重点突破，由点及面。
问改革方略，徐平现在能够回答的只有在几个重点方向的生产力发展，具体来说还是无非纺织工业，三司的商业布局，用官府力量为纺织工业商品化铺路。
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徐平前些日子想的立言，其实就是意识形态，让意识形态与未来的商品经济相匹配。至于政治结构，在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三司的力量就足够能够适应了。而且这个年代，政治结构对商品经济的束缚还是相对较少。
说穿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外在表现出来，无非就是那么几种。原始社会对应原始经济，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对应井田制，实际是庄园主，封建社会对应小农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对应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对应计划经济。
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庄园主的经济几乎必然对应奴隶制，哪怕就是两晋隋唐，大庄园对应的也是奴隶制。只是他们不占整个社会的主流而已，主流还是小农自然经济。
到了这个时代，大庄园主已经被一扫而空，不用担心奴隶制的回潮。政治上又不抑制兼并，相应的小农经济势力也不强大，商品经济发展的束缚几乎是最小的时候。
资本主义不是资本家当政，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资本家当政会直接退回到奴隶制的庄园主经济。说穿了，资本家的资本，土地是不作数的，如果土地资本占了资本家资本的主流，那不但不会有资本主义，连小农经济都将不存在，而只会让奴隶制成为主流，开历史的倒车。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徐平不用在这上面动脑筋。
徐平要做的，还是那句话，发展商品经济，让商品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至于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社会，无非就是跟历史上的欧美都不同，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已。
小农自然经济比庄园主先进在哪里？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因为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提高了地主提升土壤肥力改进农田基础设施的积极性。纯粹的农业社会之下，这就是最合理的制度。高品经济比自然经济先进在哪里？在于生产、交换、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链条，一旦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环节断掉了，商品经济也就不会再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会再存在。商品消失，退回到自然经济。
生产力的发展要维持住商品经济的链条，这样就维持住了经济基础，建立在之上的上层建筑，不管是政治结构还是意识形态就会站住脚。这条链条越稳固，社会就会越稳定，如果这条链条出了问题，那么整个上层建筑也就会根基不稳。
把这一点想通，徐平也就明白了改革要从哪里入手，要怎么做，将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许每一步都不清晰，但最少保证走得稳，尽量避免反复。
至于怎么做？在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