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还石敢当呢。
仿佛有千匹草泥马在心中呼啸而过，饶是冯过早知道这个位面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也是吐槽不已。好嘛，“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齐唰唰站在面前，是要凑桌麻将发扬国粹？要不要这么……巧？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那个时空的北宋吕氏家族，历经吕蒙正、吕夷简、吕公着，而公着长子吕希哲，有志于学术。先后师从欧阳修的弟子焦千之，以及理学名家、“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
另外，“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其中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以及“二程”程颢、程颐，都是他的好友。真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吕希哲身为名门之后，早已荫补为官，本来就一心向学，但听了王安石的话后乃绝意科举进取。
后其父吕公着殁，始为兵部员外郎。后遭崇宁党祸，夺职居淮、泗间，日授徒讲学。
其主张为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从学子孙及弟子甚众。此派为学，“不主一门，不私一说”，泛读百家之书，但仍以《六经》等儒家经典为主，尤其重视“易学”。集众家议论，确立自家“修身为本”之学说，特别注重个人修养。。谓“人君之学，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诚意”。认为只有“正心诚意”，才能“天下自化”，如果“身不能修，虽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主张个人修养当以“正心诚意”为主，致力于“克己”，“自攻其恶，日夜且自'族检，丝毫不尽，即不谦于心矣”。除主张“克己”自修以外，他们也重视教育，认为“中人以下，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认为经过自我修养和教育，“人皆可以为尧舜”，以为“世人喜言'无好人’三字者，可谓自贼者也”，说“子产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是没有“君子气象”。
此为“荥阳学派”。
吕希哲门下弟子众多，名声在外的有吕好问、吕切问、吕本中、汪革、汪莘、黎确、谢逸、谢薖、赵演、饶节、颜岐、汪大经等。其中，谢逸、谢薖、汪革、饶节四人并称为“临川四才子”。在那个时空，此四人皆为“江西诗派”的代表性人物。
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认为这些诗人都是与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吕氏此图早已失传，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吕氏图所列二十五人是：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觥10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稍后的《云麓漫钞》等书所记载名单与此稍有出入。这些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大概吕氏的原意只是因为诗派之祖黄庭坚是江西人，派中诗人又以江西人较多，就取名为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的主张与黄庭坚旨趣有相似处，重工力，但更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讲“锻炼而归于自然”。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作诗多好用僻典，炼生词，押险韵，制拗句，讲究语言韵律，易于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于整个诗坛，其余波一直延及后来的同光体诗人。
而临川，则可谓是才子之乡，文化之邦。
关于此节，两个时空大同小异。
那个时空，唐代王勃《滕王阁序》就有“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吟颂，“临川之笔”便成了“临川才子”的代称。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着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到了明朝中叶，随着赣东民谣:临川才子金溪书的广泛传播，“人才之乡”便被人民大众改称为“才子之乡”。
历史上涌现了一大批名儒巨公，如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巩、词坛巨擘晏殊、“百世大儒”陆九渊、“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等。历史上培育出7个宰相、13个副宰相、3000余位进士。着书立传的学者有300多人，着述481种，5580多卷，其中65种770多卷被列入《四库全书》。有资料记载，历史上有科考制度以来，全国进士有10万人，其中江西有1万人，占全国的1\/10，而抚州有近3000人，占江西的1\/3……
临川，不止在科举时期大放异彩，便是在新教育时代也同样牛叉，“临川一中”了解一下？
这个时空，临川亦无愧于“才子之乡”美誉，自昌以来，不仅进士人数位于前列，更不乏状元乃至宰辅。
那个时空，汪革便是绍圣四年的礼部会试第一，嗯，堂堂状元公。
咦，徐元杰与刘几也都是“状元”哪，莫非自己身上有种神秘能力、成为“状元收割机”？
这场邂逅，多年后成为文坛名场面，令无数后辈神往，甚至被拍成影视剧传唱。“信州三子”与“临川四才子”亦被后世誉为“江西七大家”，是为无数士子追随的榜样。
湖畔偶遇，并无多少交流，彼此寒喧一二便各自离去。次日便要下场乡举，那方是重中之重，是无数士子穷其一生的追求。虽然平素耳听对方的“事迹”，却属实谈不上有多惺惺相惜，反倒是彼此存有竞争关系，不横目敌视便算身兼君子之风了。
是夜，不知有多少人辗转反侧、彻夜未眠，亢奋期待者有之，忐忑不定者有之，焦虑惶恐者有之。考前综合征这玩意儿，脉脉相传。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录取率的问题，那组冰冷的数字着实够“致郁”的。
先拿院试来说，考试分为正试、复试两场，为防止作弊，通常由五百里外较远的书院山长或幕友来评卷，第一场考试的录取人数为最终录取秀才的一倍，第二场考试再筛掉一半考生。通常情况下，秀才录取名额根据各地经济文化不同，各县录取人数从数人到二、三十人不等，由于名额有限，因而在古代，白发苍苍却仍为童生者比比皆是。
平均每个县大致录取十三人，而每个县参加考试的，却多达两百人以上，也就是说录取率还不到十分之一。
考取秀才之后，如果想要接着参加下一级的乡试，那么还要经历一次科考。通常在乡试前举行，考试成绩会被分为六等，其中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的前三名获取参加乡试资格。后三等非但没有了考试资格，而且第四等还要接受挞责；五等的要降级；第六等的最惨，还会被剥夺生员资格。通过科考获得乡试资格的，大约占生员的百分之十左右。
也就是说，从童生到取得乡试资格的比例为百分之一，就问你信不信？
乡试分为两种，其中“常科”每三年举行一次，通常在八月份举行，因考试时间固定，因而不再提前通知；另一种则是“恩科”，是指在发生重大事件时，由朝廷临时增加的考试，这种则会由朝廷提前通知。
乡试录取的人数，通常由朝廷按照各省人口和文教情况分配，从数十名到一百多名不等，每次乡试全国录取总额约为一千人至一千二三百人。按照统计，大定太祖至真宗年间，全国乡试录取率维持在4%上下，而仁宗以后的录取率在3.1%左右，就录取率而言，举人可以说是科举中最难的一关，因而也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
绝大部分士人终其一生，难求一第。而得一第者，由童生而生员、举人至进士，也往往是“屡败屡战”，需要花费较长时间。
今科乡试中额，两京皆为155名，浙江、福建、湖广俱为95名，而江西则为100人。
可别看着江西的学额居高，实际上却是录取率最低的——近万士子只录取一百名，百分之一的实际录取率，足见其难度。这也恰恰说明了江西士子的“苦逼”之处，竞争太过激烈啊，甚至可用“惨烈”二字形容。
而对于汪革、刘几乃至于徐元杰这等“壮元”之才而言，同科乡试，俱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毕竟解元只有一人。
冯过不晓的是，刘、徐二友对“解元”之位并不贪念，各治《春秋》与《尚书》的他们只存了争经魁之心，因为在他们看来，有冯改之在，其他人，都得“死”！
本朝初科举分五经试士，每经所取第一名谓之经魁。乡试中每科前五名必须分别是某一经的经魁，故称五经魁。真宗后，乡试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名至第五名沿用经魁的称呼，第六名至第十名称乡魁。第六名之外的举人通称文魁。
对于冯过而言，解元也好，经魁也罢，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并不强求。
平和的心态使然，他这夜倒是睡的极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