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对于李成梁的请求，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因为调动宣大的精骑前往西北，主要是要考虑两点，第一就是防备俺答的兵力是否足够，虽然现在大明和俺答实现了封贡互市，但是大明依旧在九边屯驻重兵，尤其是宣大，作为防备北虏之用，从宣大调动援兵，还是要考虑防备俺答的兵力是否足够。
另外一点就是在西北哈密等处用兵，后勤补给是最大的问题，朱载坖考虑的并不是能够调动多少兵马，而是大明的后勤能够支应多少兵马作战，所以朱载坖下旨给马芳，询问马芳后勤是否充足，还需要调发多少援军。
而朱载坖现在重心是开制科和科举制度的改革上来了，现在经过朱载坖的改革之后，大明的官员不足，已经是一个摆在面上问题了，因为朱载坖设立了很多新衙门，同时增加州县的官员数量，加强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的官缺。
以县为例，之前一县仅有县令和县丞等两三人，但是现在一县之地就有县令一人，县丞数人，主簿、县尉，大的县甚至需要十多名官员，经制吏的数量也大幅度上升，但是仅仅依靠科举取士和吏员的考选，已经远远不足以满足朱载坖的需要了，而且朱载坖希望选拔适合自己心意的人才，原有的科举模式也显然不适合了。
朱载坖召集内阁和六部的重臣，商量此事，对于朱载坖提出来的问题，吏部尚书杨博深以为然，吏部选司在铨选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候选官员不足，尤其是州县的佐贰官，现在是非常缺乏，很多大县都无法配齐所需要的佐贰官。
针对这些问题，群臣们也有自己的看法，群臣们只要建议增加解额，所谓解额，就是一省乡试录取的举人名额，群臣们建议增加解额，也就是增加每一科录取的举人数量，因为举人也是可以授官的，这些州县的佐贰官，由举人担任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怎么增加就是一个问题了，大臣们都想为自己的家乡多争取一点，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朱载坖作为皇帝，显然要考虑的多一些。
现在南方科举本就强势，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进士中南方人，尤其是苏松以及杭州、绍兴等府出身的人占比是极高的，现在翰林院中，也是南方多于北方，这点朱载坖不得不考虑。
大明的解额，一向是不断增加的，宣德元年全国定额550名，正统五年普增至160名，景泰四年普增至1145名，而现在，大明每科所取的举人达到了1190人，这个数字比之国初增加了一倍。
最多的是南北直隶，各一百三十五人，其次是江西九十五人，然后是浙江、福建、湖广九十人，其余的省份从八十到三十人不等。
要增加解额，朱载坖认为，首先是增加考区，辽东和缅甸已经新设立布政使司了，按照道理也应该设立考区，增加解额，朱载坖认为，这两个布政使司，每个给解额五十人，同时之前不足五十人的云南、贵州两个布政使司，也增加到五十人。
然后就是其他各省的解额增加，根据吏部的统计，解额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四成才能够满足需要，朱载坖认为，首先是给全国各布政使司增加二成的解额，这样的话，解额的最低就变成了六十名，剩余的解额，主要倾向于北方。
朱载坖认为，南直隶的凤阳等府，作为大明的龙兴之地，是要予以照顾的，特地增加解额，另一个得到增加的地区就是北直隶，主要是因为顺天府有大量的官员子弟，会挤占北直隶当地的生员的名额，所以朱载坖要求增加北直隶的解额到二百人。
这些都是比较好达成共识的，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好达成共识的，朱载坖认为要优先增加北方的解额，这点得到了高拱、杨博的支持，但是一众东南的大佬认为这样对东南士子不公平，从考试成绩上来说，确实东南远远强于北方，这点朱载坖也不得不承认。
甚至有激进的说法认为南直隶的举人水平都要强于北方的进士，但是朱载坖作为皇帝，必须得平衡南北，这点是朱载坖要考虑的，朱载坖很清楚，现在在进士科，南方的士子已经是全面领先于北方的士子了，这点都成化以后得内阁、翰林院臣子中南方人所占的比例就可以得知了。
南直隶和浙江、江西出身的进士，在翰林院中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省份，阁臣中北方出身的臣子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朱载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北方更要倾斜，尤其是山西、山东、河南三个布政使司，朱载坖认为要大量增加解额，即便是他们不能中进士，也可以改变大明官员中南北方失衡的问题。
但是南方出身的一些官员显然不同意，他们坚持所谓的唯才是举，认为南方士子的水平要高于北方士子，所以要增加南方的解额，大臣们也竭力为自己的家乡争取。
张居正就认为湖广人口众多，也应该增加解额，赵文华也认为浙江文风鼎盛，大量的秀才受限于解额，不能参加科举，是朝廷的损失，要增加浙江的解额才是真的。
朱载坖最后乾纲独断，决定剩余的解额，七成给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个布政使司，三成给南直隶、浙江、四川、湖广四个布政使司，对于可能出现官员议论，朱载坖毫不退让的说道：“诸位要晓谕这些官员，尤其是科道，不要自作聪明，妄言讪谤，刘三吾之例在前，朕愿效太祖之故事也！”
除了常科之外，朱载坖还决定开制科，以选拔非常之才，大明之前还从未开设制科，朱载坖此言一出，重臣们都有些惊讶。
朱载坖说道：“朕意已决，开设制科，以取非常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