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管是朱载坖还是在场的重臣们都很清楚，这种私下里对于皇帝的诋毁，在大明文人的文集中是十分常见的，太祖、成祖时他们是绝对不敢的，太祖、成祖是何等样的皇帝，他们都很清楚，敢暗地里诋毁他们，你的九族是赊来的吗？
而后代的皇帝，就很难像太祖成祖一样大开杀戒了，毕竟皇帝们还要依靠这些文官们治理国家，即便是嘉靖，也不会大开杀戒，尤其是大量的族诛，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大明皇帝和这些文臣们达成的一个默契。
不过朱载坖认为，这种默契显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存在的，对于一般的犯忌讳，朱载坖可以予以从轻处罚，但是干犯帝统，甚至是想借此机会为建文君臣翻案的，这已经触及了朱载坖的底线了。
事实上，现在正是正是由于各种稗官野史的盛行，使得民间对于皇家的敬畏感丧失，这些文人，将大明的皇帝当成可以任意抹黑的对象，这是朱载坖决不能容忍的，他们将成祖、世宗说成刚愎自用，嗜杀残暴的昏君，对建文君臣倒是寄予无限同情。
而王祖嫡这个倒霉蛋，居然看不清形势，敢在这个风头上直接上疏朱载坖，要求恢复建文年号，朱载坖要是不把他给狠狠的收拾一下的话，恐怕今天晚上朱老四就得托梦给朱载坖了。
朱载坖当即说道：“似王祖嫡这般大逆不道之言，如不重处，朕以何面目见成祖？”
朱载坖将三法司所拟的东西拿出来说道：“似这等大逆不道之言，放在太祖、成祖朝，九族不保，朕只诛戮一人，已经是宽恩了！”
朱载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定要严惩王祖嫡，不仅仅是严惩王祖嫡本人，对于上疏为其辩护，申救王祖嫡的，朱载坖也要严惩，朱载坖就是要通过此案，让这些臣子们清楚，把自己的嘴管管好，否则的话，朱载坖不介意让厂卫给他们长长记性。
朱载坖当即命令，将王祖嫡大辟弃市，三族流放缅甸，处理王祖嫡，这其实已经在重臣们的预料之中的，但是怎么处理上疏申救王祖嫡的官员，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此杀人，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仅仅是贬谪等，朱载坖显然也不能接受，他们之所以上疏申救王祖嫡，实际上是在内心其实是认同王祖嫡的说法的，只不过没有表露出来罢了，就他们这种行为，放在太、成祖朝，早就让他们三族团聚了，但是朱载坖毕竟不是太祖、成祖，不可能这样去杀戮臣子，不过让朱载坖就这么将他们轻轻放过，显然是不可能的。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其实朱载坖还是费了一番功夫的，重臣们所建议的罢官、夺职甚至流放在朱载坖看来都是自罚三杯罢了，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加以诛戮又不太现实，所以朱载坖为此还是很伤脑筋的。
最后司礼监冯保向朱载坖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恢复两宋时的编管制度，专门用于收拾这样的臣子。所谓编管，按照宋刑统的说法，就是不文面而流者，谓之编管。
看起来编管的惩罚是不重的，比之流刑尚轻，又没有肉刑的痛苦，看似是一种相对比较轻的惩罚方式，至少比之庭杖要体面多了，按照宋刑统的规定，编管就是一种收编罪犯户籍，限制其自由，并加以管束的方法，被编管的官员会被剥夺官身和功名，押送到边远地区，并安排一定的官兵加以看管，约束其行动。
想当年苏东坡就因为乌台诗案被编管。编管对于官员们杀伤力最大的就是除名勒停，在编管期间，被编管人的政治权力相当于是被基本剥夺的，虽然看似被编管的犯官比之一般的罪犯要好些，但是实际上被编管人是要受到各级官府的严厉监视的。
第一个就是押送，按照宋代规定，被编管的犯官押送程序是十分严格的，押送编管人有严格的规定，罪状、随行家属财物、住所要详细记录于牒便于检查，到达一个地方要立即上报所在地的提点刑狱司审查，到达了所隶属的州县，要回报原来断案的官司。
被编管的犯官要受到地方官府和朝廷的时刻监视，不准离开所规定的地方，州县每十日要查看被编管的犯官行踪，提点刑狱司每月都要将辖区内所有被编管犯官的情况汇总，每三月向政事堂奏报。
同时，编管人一般被要求住在编管当地府衙的厢房之中，即锁闭厢房，除非有官员为之担保的情况下，才能够在编管当地租房居住，但是任然要受到严厉的监督。
由于被编管的犯官的特殊性，仍然给予他们上疏言事的权力，编管犯官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上书言事，但是要由官府详细审核，如果所言可以采用且没有掺杂其他内容的话，可以由地方官员附带上奏，不能由编管人自己密封上书或者派人进状。 刑统规定若有官员作保，编管犯官可以与他人有一定的交往，但是不可以交往过密。
而且被编管的犯官所有文字、交往等都要被负责监管编管犯官的官府加以记录，然后送政事堂由宰执们审阅，朝廷对于这些编管犯官的监督是极为严格的。
朱载坖最重视的就是这点，这些官员们不是喜欢做些酸文烂诗吗？朱载坖就要将他们严厉监视起来，不准他们四处交游，对他们的书信全部予以监视，要是他们敢于再有怨望之意，朱载坖就有进一步收拾他们的理由了。
所以朱载坖觉得，恢复编管，专门用来收拾这些犯官是很合适的。
而且宋代的一个规定朱载坖很喜欢，就是编管以上，则必除名勒停，谓无官也，也就是说，只要不解除编管，就永远无法起复，这使得大明文官们一贯用来对抗皇帝的朦胧推升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朱载坖可以通过控制编管的赦免来收拾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