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富贵主任那过分热情的笑脸和滴水不漏的官腔，像一层油腻的薄膜，将我与山坳村真实的生活隔开了。自那天早晨在村口“偶遇”后，我的调研似乎步入了一条被精心规划好的“观光路线”。
他亲自陪同，走访的都是村里相对“拿得出手”的农户，家里至少窗明几净，桌上能摆出茶水。村民们面对我，不再是坡地上那些带着怨气和麻木的面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训练有素的、带着距离感的客气。他们说着和刘主任口径一致的话——“感谢政策”、“生活还行”、“有点小困难但能克服”。问到摊派、白条这些具体问题，他们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就眼神飘忽地看向刘富贵，得到后者一个不易察觉的颔首或微微摇头后，才谨慎地吐出几句不痛不痒的抱怨，最后总不忘加上一句：“当然，村里也有村里的难处，我们理解。”
我笔记本上记录的，不再是鲜活、尖锐的素材，而变成了一堆正确却无用的废话。我知道，刘富贵在我身边，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隔断了那些真正想说话、敢说话的声音。老陈也变得沉默了许多，跟在刘富贵身后，像个影子，很少再主动向我提供什么信息。
这种被无形之手操控的感觉，让我胸口发闷。我必须打破这种局面。
这天下午，我借口身体不适，婉拒了刘富贵安排的“参观村办企业”（一个只有几台破旧机器、几乎停工的小作坊），独自一人留在老陈家里。我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刘富贵的眼线恐怕早已将我的行踪汇报上去。但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暂时摆脱他“贴身保护”的办法。
我坐在老陈家的堂屋门槛上，看着院子里几只刨食的母鸡，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硬闯肯定不行，只会激化矛盾，而且可能给那些真正向我吐露过实情的村民带来麻烦。
就在这时，院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一个瘦小的身影闪了进来，是老陈的孙子，那个虎头虎脑的小子，名叫石头。他手里攥着个什么东西，乌溜溜的眼睛警惕地看了看门外，然后快步跑到我面前。
“林叔，”他压低声音，小手摊开，里面是一颗用作业本纸叠成的、歪歪扭扭的“子弹”，“给你的。”
我愣了一下，接过那颗“纸子弹”，疑惑地看着他。
“狗蛋他们让我给你的。”石头说完，像只受惊的兔子，又飞快地跑回了屋里。
狗蛋？我记起来，是前几天在坡地上，那个愤懑地抱怨“自愿”捐款的中年汉子的儿子。我小心翼翼地拆开“纸子弹”，作业本纸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几行稚嫩却用力的大字：
“林干部，俺爹说你是好官。刘扒皮（旁边涂黑了一小块，隐约能看到‘富贵’二字）盯着，大人不敢找你。俺们不怕！村东头河滩废砖窑，天黑后，敢来不？”
字迹稚嫩，内容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的阴霾。刘扒皮……孩子们私下里给刘富贵起的外号，何其形象，又何其辛辣！我捏着这张纸条，手心微微出汗，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激动，有感动，更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连孩子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反抗着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迅速将纸条撕碎，揣进兜里。内心做出了决定。
夜幕如期降临，山村的夜晚黑得纯粹，没有路灯，只有零星几家窗户透出的微弱光亮。我以散步为由，跟老陈打了个招呼，便走出了院子。老陈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叮嘱了一句：“林干部，早点回来，夜里路黑。”
我应了一声，融入夜色之中。凭着白天的记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村东头摸去。远离村舍后，四周更是寂静得可怕，只有风吹过荒草的簌簌声和自己的心跳声。远处，废弃砖窑黑黢黢的轮廓在夜色中显现，像一头蛰伏的巨兽。
走近砖窑，里面隐约有微弱的光亮晃动。我定了定神，压低声音问道：“有人吗？”
窑洞里沉默了一下，随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带着警惕：“是林干部？”
是坡地上那个老耿头的声音！
我连忙应道：“是我，林致远。”
窑洞里的光亮明显了一些，我看到几个人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除了老耿头，还有那个抱怨“自愿”捐款的中年汉子（狗蛋爹），以及另外两个那天在坡地上说过话的村民。他们手里提着昏暗的马灯，脸上带着紧张和期盼。
“林干部，你真来了！”狗蛋爹搓着手，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敢相信的激动。
“各位老乡，让你们冒险了。”我看着他们在这寒夜里冻得有些发青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
“没啥冒险的！”老耿头挥了挥手，语气坚决，“俺们寻思了一天，觉得你是个能听实话的官。白天刘富贵盯着，俺们没法子。有些话，再不找个人说说，憋在心里要炸了！”
“对！”另一个村民接口道，“林干部，你不是问那‘白条’吗？俺告诉你，那不只是粮站打！前年乡里让种黄烟，说是致富项目，种子化肥都是赊的，说好了烟叶收了统一收购抵账。结果呢？烟叶种出来了，没人来收！堆在家里都快霉了，最后只好当柴火烧！那赊账呢？乡里可记着呢，今年就开始催债了！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砖窑里回荡，带着哭腔。
“还有那民兵训练费，”狗蛋爹咬牙切齿，“咱这岁数，还训个啥练？可钱一分不能少！谁知道那钱拿去训练了，还是喂了狗了！”
“村小学的屋顶，反映多少回了，就是不给修！刘富贵家那小楼，可是年年翻新！”
“俺家娃的学费，就是卖了口粮才凑上的……”
一时间，压抑了太久的声音在这废弃的砖窑里迸发出来。他们不再是白天那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愤怒有绝望的个体。他们诉说着比“账本”上更具体、更残酷的现实。
我借着马灯微弱的光，飞快地记录着，不敢漏掉一个字。我知道，我记录的不仅仅是这些控诉，更是中国基层农村在特定时期里，无数“沉默的大多数”被掩盖的真实心声。
“林干部，”老耿头最后总结道，声音疲惫而沙哑，“俺们知道，你官可能也不大，说了不一定顶用。但俺们就想让你知道，咱这日子，不是刘富贵嘴里说的那样！咱心里，苦啊！”
我看着他们那一张张被生活磨砺得粗糙、此刻却充满期盼的脸，重重地点了点头。夜风吹过砖窑，发出呜咽般的声音，像是在为这沉默的大多数作证。
“老乡们的话，我都记下了。”我收起笔和本子，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我人微言轻，但不能装聋作哑。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你们的声音带上去。”
离开废砖窑，走在回村的漆黑小路上，我的心情比来时更加沉重，却也更加清晰。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刘富贵，而是一种强大的、试图让所有异见沉默的惯性。但今夜，在这黑暗的废墟之中，我看到了沉默之下涌动的力量，听到了那被压抑的、真实的声音。
这声音，我必须让它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