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砖窑那晚的暗夜倾诉，像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簇无法熄灭的火苗。我知道，刘富贵精心布置的“帷幕”已经被我撕开了一角，我必须趁热打铁，看到更多被遮蔽的真实。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决心彻底甩开可能的“尾巴”。我没有惊动老陈，揣上笔记本和一点干粮，独自一人朝着与村主任家方向相反的村西头走去。那里，据老耿头昨晚含糊地提及，有几户“更恼火”（当地方言，意为更困难）的人家。
晨雾尚未散尽，村西头的房屋明显比村东头破败许多，多是低矮的土坯房，有些甚至屋顶塌陷了一半，用塑料布和茅草勉强遮盖着。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牲畜粪便的气息。几条瘦骨嶙峋的土狗有气无力地趴在地上，对我的经过都懒得吠叫一声。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一扇用破木板钉成的、歪歪斜斜的院门前。院墙已经坍塌了大半，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情形：三间摇摇欲坠的土房，窗户用旧报纸糊着，破了好几个大洞。院子里，一个头发花白、佝偻着背的老太太，正颤巍巍地在一个用三块石头支起的简易灶台前生火，浓烟呛得她不住咳嗽。
我轻轻敲了敲那扇形同虚设的木门。“有人吗？”
老太太吓了一跳，惊慌地回过头，混浊的眼睛里充满了警惕和恐惧。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只是下意识地用身体挡住了身后那个冒着微弱蒸汽的黑铁锅。
“老人家，别怕。”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柔和，站在门口没有贸然进去，“我是省里来的，姓林，路过看看您。”
这时，一个约莫五六岁、穿着明显不合身、打满补丁旧衣服的小女孩从屋里跑出来，怯生生地抱住老太太的腿，一双大眼睛好奇又害怕地望着我。孩子很瘦，面色蜡黄，头发干枯。
“省里……来的干部？”老太太喃喃着，眼神里的恐惧并未消退，反而更浓了，她下意识地把小女孩往身后藏了藏，“俺……俺家没犯事吧？该交的都交了……”
这话让我的心猛地一缩。在她眼里，“上面来的干部”似乎只意味着两件事：要么是来收钱的，要么是来找麻烦的。
“不不不，老人家，您别误会。”我连忙解释，心里堵得难受，“我就是来看看，看看大家日子过得怎么样，有什么难处。”
老太太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手里的烧火棍依然攥得紧紧的。倒是那小女孩，似乎觉得我不像坏人，小声说：“奶奶，粥……粥快糊了。”
老太太这才反应过来，慌忙转身去搅动锅里的东西。我趁机走近了几步，看向那口铁锅。锅里煮着的，是几乎看不见米粒的、稀薄的粥水，泛着红薯特有的暗红色。这就是她们的早饭，或者说，可能就是一天的口粮。
“老人家，就您和孙女两个人？”我环顾四周，这家里冷清得让人心酸。
老太太搅粥的手停顿了一下，背影显得更加佝偻。“娃她爹娘……前年去南边打工，说挣了钱就回来。头半年还有信，后来……就没音讯了。”她的声音沙哑而平静，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但那微微颤抖的肩膀却出卖了她内心的波澜。
我的心沉了下去。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这个在后世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在此时的贫困山村，是如此普遍而又无声地存在着。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
“有点地，我还能动弹，种点红薯、玉米。队上……有点救济，不多。”她含糊地说着，掀开了锅盖，一股红薯的甜香混合着焦糊味弥漫开来。她拿出两个有缺口的粗陶碗，小心翼翼地盛着粥，那粥稀得能照见碗底的花纹。
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锅里那点可怜的粥，最终还是盛了第三碗，双手有些颤抖地递给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讨好：“林……林干部，家里没啥好的，您……您将就喝口粥，暖暖身子？”
那一刻，我看着那碗几乎可以数清米粒的红薯粥，看着老太太那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满是泥垢的手，看着小女孩眼巴巴望着粥碗咽口水的样子，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鼻子一阵发酸。
这碗粥，可能是她们祖孙二人一天的食物份额。她们自己尚且食不果腹，却因为我是个“上面来的干部”，而不得不分出这珍贵的一碗。
我接过那碗沉甸甸的粥，碗壁传来的温热却烫得我手心发痛。“谢谢……谢谢老人家。”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端着碗，却没有喝。我走到小女孩面前，蹲下身，将碗递给她：“小朋友，你吃，叔叔不饿。”
小女孩看看我，又看看奶奶，不敢接。老太太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林干部，您吃，您吃……”
我把碗轻轻放在小女孩手里，摸了摸她稀疏枯黄的头发，站起身，对老太太说：“老人家，这粥，我喝了。味道……很好。”我说的是实话，这碗粥的滋味，将永远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它混合着贫困的苦涩、人性的善良和底层百姓那令人心碎的隐忍。
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出发时带的几个馒头和一点咸菜——这本是我预备的干粮——硬塞到老太太手里。“这个，留给娃吃。”
老太太推辞着，浑浊的眼睛里终于泛起了泪花。“这……这怎么好意思……林干部，你是个好人……”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我知道，任何语言在这样赤贫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拿出笔记本，这一次，我没有记录任何数据，只是在那页纸上，用力地画下了一个碗的轮廓，在旁边写下了四个字：一碗粥，一座山。
离开那户人家，我在村西头又走了几家。情况大同小异，甚至更为触目惊心：家徒四壁，疾病缠身无力医治的老人，失学在家带弟弟妹妹的孩子……刘富贵嘴里“蒸蒸日上”的生活，在这里露出了它最残酷、最真实的底色。
那一碗几乎照不见人影的红薯粥，像一记重锤，敲碎了我之前所有基于文件和汇报的想象。数据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挣扎求生的生命。这份“真实的重量”，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也让我肩头那份“为民请命”的责任，变得前所未有的具体和沉重。
我必须做点什么。无论如何，必须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