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透过政策研究室老旧的窗棂，在斑驳的水磨石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我站在综合处办公室门外，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有《关于清河县及周边地区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与思考》报告的文件袋，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一夜未眠的疲惫像潮水般一阵阵袭来，眼球干涩发胀，太阳穴突突直跳。但我的精神却处于一种奇异的亢奋状态，仿佛一个即将踏上未知战场的士兵，紧张，却又带着一丝决绝。
办公室里已经传来了熟悉的声响——张主任那标志性的、带着痰音的咳嗽声，打字员小王敲击机械打字机发出的“咔嗒”声，还有老张泡茶时茶缸与暖水瓶碰撞的清脆声响。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我早已熟悉的、按部就班的机关晨景。
而我手里这份报告，就像一颗即将投入这平静水面的石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有些紊乱的心跳平复下来，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主任，早。”我走到张主任的办公桌前，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如常。
张主任正戴着老花镜，埋头审阅着一份文件，闻声抬起头，从镜片上方看了我一眼：“哦，致远啊，回来了？调研还顺利？”他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和蔼，带着点长辈式的关怀。
“挺顺利的，学到很多东西。”我点点头，将手中的文件袋递了过去，“这是这次调研的报告初稿，我整理出来了，请您审阅。”
文件袋放在深棕色的办公桌上，发出轻微的一声响。牛皮纸的颜色在堆满各种红头文件、内部刊物的桌面上，显得并不起眼。
张主任“嗯”了一声，随手将文件袋拿过去，放在桌角那一摞待处理文件的最上面，看都没看一眼，目光又重新回到了他手头的那份文件上，随口问道：“这次下去，感受很深吧？基层工作不好做啊。”
“是，感受非常深。”我应和着，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那个被随意放置的文件袋，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熬了整整一个通宵，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几乎是用心血凝成的报告，在他这里，似乎和一份普通的会议通知没什么两样。
“年轻人多下去跑跑是好事，”张主任一边用红笔在文件上划着什么，一边继续以过来人的口吻说道，“能开阔眼界，了解真实情况。不过啊，写报告要把握分寸，注意提炼和升华，要看到主流，看到成绩，更要符合当前的政策导向和精神。”
他这番话，和昨晚老张说的如出一辙，像是经过统一培训的标准化说辞。我听着，心里那点刚刚平复下去的波澜又隐隐躁动起来。
“主任，这份报告……我可能写得比较直接，反映了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我忍不住补充了一句，试图引起他的重视。
张主任终于再次抬起头，扶了扶老花镜，仔细看了我一眼，似乎察觉到我语气里的异样。他放下红笔，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微凸的肚腩上。
“具体问题？”他微微蹙眉，“哪方面的？”
“主要是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还有一些基层干群关系……”我斟酌着词句。
“农民负担？”张主任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沉吟了一下，伸手将那个文件袋从文件堆里拿回来，打开，抽出了那份厚达二十多页的报告。他快速地翻看着，目光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和数据上扫过，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办公室里只剩下打字机的“咔嗒”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车流声。老张端着泡好的茶缸走过来，似乎想跟张主任说什么，看到眼前这情形，又识趣地缩了回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假装看报纸，眼神却不时地瞟过来。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心开始冒汗。张主任的沉默和凝重的表情，让我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
果然，他翻到报告中描述具体案例和尖锐批评的部分时，翻页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手指在某些段落上轻轻敲击着，呼吸似乎也粗重了几分。
终于，他放下了报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致远啊，”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担忧，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你这份报告……写得……很详细，数据也很扎实。”
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为什么一直存在？为什么以前的报告都语焉不详，或者避重就轻？”
我沉默着，没有回答。我知道他并不需要我的答案。
“农民负担，这是个老问题了，也很敏感。”张主任压低了声音，身体前倾，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上面不是不知道下面的情况，但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把这些问题如此具体、如此尖锐地捅出来，而且用了这么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案例，你想过后果吗？”
“主任，我只是觉得，这些问题如果一直捂着盖着，得不到真正解决，矛盾只会越积越深，所谓的‘稳定’也只是沙上筑塔。”我鼓起勇气，迎着他的目光说道，“我看到那些农民真的太苦了，他们……”
“我理解你的心情！”张主任打断了我，语气有些不耐烦，“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满腔热血，觉得凭一己之力就能改变世界。可现实不是这样的！你这篇报告，如果原封不动地递上去，别说得到领导赏识，不给你扣上个‘夸大问题’、‘渲染矛盾’、‘影响稳定大局’的帽子就算好的了！”
他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亲耳从直接领导口中听到如此直白的“警告”，还是让我感到一阵寒意。
“那……依您的意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
张主任拿起报告，又快速翻了几下，然后抽出其中几页涉及具体冲突事件和尖锐批评的章节，重重地拍在桌上：“这些，尤其是牵牛冲突、孩子辍学这些极具煽动性的例子，必须删掉！还有这些对现行政策带有质疑意味的论述，统统要修改！报告的重点，应该放在肯定基层干部工作不易、反映客观困难、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符合当前政策框架的建议上！”
他看着我的眼睛，语气不容置疑：“拿回去，按照我说的，重新修改！打磨好了再给我看！”
我看着那几页被单独拎出来、仿佛带着“原罪”的纸张，那上面记录的，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最真实、也最刺痛人心的现实。删掉它们，这份报告还有什么灵魂？还有什么力量？
一股热血涌上头顶，我几乎要脱口而出进行反驳。
但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处里另一位副处长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笑着跟张主任打招呼。
张主任立刻换上了一副和煦的笑容，仿佛刚才的严肃和凝重从未出现过。他接过文件，随口应付着。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被张主任重新合上、放在桌角的文件袋，以及那几页被单独“判处死刑”的稿纸，内心充满了巨大的失落和挣扎。
是坚持那份不合时宜的“真实”，还是听从“生存智慧”的指引，将棱角磨平，变成一份安全的、不会惹麻烦的“官样文章”？
“还愣着干什么？”张主任处理完手头的事，见我还站着，挥了挥手，“拿回去好好修改！年轻人，要懂得听取意见！”
我默默地走上前，拿起那个变得无比沉重的文件袋，以及那几页被剥离出来的“血肉”，转身离开了主任办公室。
身后的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不是交出了一份报告，而是亲手扼杀了一段不容于世的真实。走廊里空旷而安静，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孤独。
这份浸透着我的心血和良知报告，它的命运，从递交的这一刻起，似乎就已经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而我，又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