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重整旗鼓 威震江淮】
梅姑的离世，如同在彭玉麟生命的苍穹中抽走了最亮的那颗星辰，他的世界陷入了漫长的黑夜。那一口喷在绝笔信和红梅图上的心头之血，似乎也带走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丝温热。自此，“雪帅”之“雪”，不再仅仅是形容其用兵之奇诡、临阵之冷静，更添了一层内心永冻的悲凉与孤寂。
九江前线，战事依旧胶着。彭玉麟将无尽的悲痛强行压制在冷峻的面容之下，全部精力投入到军务之中。他处理公文更加勤勉，巡视营垒更加频繁，操练水师更加严苛。唯有如此，才能暂时麻痹那蚀骨剜心的痛苦。夜深人寂时，他才会取出那幅染血的《红梅图》和梅姑的绝笔信，就着昏黄的灯火，默默凝视，一坐便是半夜。那方“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印章，被他用丝线牢牢系在胸前，紧贴心房，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梅姑最后的一丝气息。
咸丰六年（1856年），对于湘军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石达开用兵如神，在江西战场屡挫湘军。是年秋，太平天国内部爆发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回师天京，江西压力骤减，这才给了湘军喘息之机。
彭玉麟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与杨岳斌等水师将领全力整饬在湖口之战中受损的水师。他总结湖口失利的教训，认识到水师不能冒进，必须与陆师紧密配合，稳扎稳打。他大力扩充船队，增造坚固战船，尤其是仿造和改进的“长龙”、“快蟹”等大型炮船，增强了水师的正面攻坚和火力输出能力。同时，他更加注重水勇的训练，尤其强调在复杂水道、恶劣天气下的操舟和作战能力。
在此期间，他与坐镇南昌的曾国藩书信往来频繁，不仅商讨军务，也偶尔流露心声。在一封致曾国藩的信中，他写道：“自遭家难，万念俱灰，唯以此身报效国家，或可稍减罪愆。水师经此整顿，规模初复，士气可用，但求稳慎，不敢再涉险躁。” 曾国藩回信深为慰藉，并勉励他“化悲痛为力量，此正男儿报国时也”。
彭玉麟将梅姑遗物中的那枝干梅花，精心保存在一个紫檀木匣中，随身携带。每当决策军国大事，或心绪难平之时，他便会打开木匣，看着那虽已干枯却形态犹存的梅花，仿佛能从中汲取到梅姑所代表的坚韧与清贞的力量。他的笔下，梅花越发苍劲，墨色更加沉郁，题诗也常带悲凉之音，如“孤根历尽冰霜苦，未肯随风委路尘”，“心似寒梅已成铁，拼将碧血染乾坤”等句，既是对梅姑的怀念，也是自身心境的写照。
咸丰七年（1857年）以后，战争重心逐渐东移。湘军战略目标转向夺取安徽，进逼天京。彭玉麟统帅的湘军水师（时已与杨岳斌部分开，彭主要负责下游战事）成为长江上的绝对主力，承担着掩护陆师、运输粮饷、封锁江面、攻坚城池的重任。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湘军陆师李续宾部进攻太平军重兵防守的九江府。九江城高池深，太平军守将林启荣防守极为顽强。彭玉麟率水师牢牢控制江面，昼夜轰击城墙，并彻底切断九江与外界的任何水上联系，使城内守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是役，湘军陆师采取地道爆破之法，终于攻克九江，林启荣以下一万七千余守军全部战死，场面惨烈。彭玉麟虽对敌军之顽抗感到震惊，但也深知此战对打通长江航道、威慑天京的战略意义。九江克复，湘军水师得以畅通无阻东下，彭玉麟因功赏加布政使衔。
同年秋，彭玉麟水师配合陆师发起对安庆的攻势。安庆乃天京上游屏障，素有“长江锁钥”之称，太平军经营多年，防御体系极其完备。彭玉麟驻节安庆对岸的东流镇，建立水师大本营。他指挥水师，一面与城外太平军堡垒如水营、枞阳、大通等展开激烈争夺，一面严密巡逻，拦截试图增援的太平军船队。这一时期，长江上水战频繁，彭玉麟常亲乘舢板，冒炮火督战，其“雪帅”旗帜所至，将士无不用命。
就在安庆战事紧张进行时，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湘军遭遇了自创建以来最惨重的失利之一——三河镇大败。李续宾部湘军精锐六千余人深入皖北，在三河镇被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李续宾及以下众多文武官员战死。消息传来，安徽湘军各部震动，士气低迷，天京城内的洪仁玕甚至认为“安庆之围必解”。
在此危难之际，彭玉麟的表现至关重要。他虽远在东流，闻讯亦悲愤交加，但他深知，此刻水师绝不能乱。他立即严令所部提高警惕，加强江防，同时飞檄告诫前线陆师将领，务必稳守营垒，不可妄动。他亲自写信给遭受重创的部队，予以安抚和激励，强调“胜负兵家常事，挫而后勇，方为真豪杰”。他本人则日夜巡弋江上，神色如常，镇定自若，其坚毅的身影和冷静的指挥，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曾国藩在后方闻听三河之变，忧心如焚，深恐安徽大局崩溃。但当得知彭玉麟处变不惊，水师岿然不动，江防稳固如初时，不禁大为感慨，在奏折和书信中多次称赞彭玉麟“忠勇果毅，能任大事”，“水师得人，江淮无忧”。彭玉麟在此次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使其在湘军集团内部乃至清廷眼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三河之败的阴影逐渐被克服后，湘军对安庆的围攻更加坚定。彭玉麟的水师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彻底封锁：水师战船沿安庆江面密布，形成铁桶般的封锁线，不仅阻止了太平军从水上增援和补给，也断绝了城内守军从水路突围的可能。
火力支援：水师炮船日夜轰击安庆城墙及城外太平军据点，为陆师的壕堑作业和攻城行动提供强大火力掩护。
物资保障：长江成为湘军最重要的后勤生命线。彭玉麟确保粮饷、军械、兵员通过水路由两湖源源不断运抵前线，支撑了长达两年的围城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湘军曾国荃部陆师在完成地道爆破后，对安庆发起总攻。彭玉麟督率水师所有炮船，集中火力猛轰北门及沿江一带，牵制敌军，配合陆师行动。是年九月初五（1861年9月5日），湘军终于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以下万余人战死。
安庆的克复，是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天京失去了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暴露在湘军兵锋之下。彭玉麟在此役中居功至伟，清廷赏加其巡抚衔，并赏穿黄马褂，以示殊荣。然而，当将士们欢庆胜利时，彭玉麟却独自一人登上旗舰楼船，遥望江南。他取出木匣中的干梅花，心中默念：“梅姑，安庆已克，天京在望，你……可能看见？” 功成名就，却无人分享，胜利的喜悦丝毫无法冲淡他心底的孤寂与哀思。
攻克安庆后，湘军顺流直下，兵锋直指天京。彭玉麟水师作为先锋，一路扫荡沿江太平军残存据点，于同治元年（1862年）春，进泊天京护城河口，与曾国荃陆师会合，对天京形成合围。
此时，彭玉麟已实际成为湘军水师的最高统帅（杨岳斌已调任他职），麾下战船数百，水勇逾万，旌旗蔽空，声势浩大。他驻节于天京上游的大胜关，建立水师指挥部，统筹整个天京战场的水陆协调与江防事务。
围困天京期间，彭玉麟的水师任务极其繁重：
江面封锁：严防死守，杜绝任何物资通过长江进入天京。他派舰船日夜巡逻，甚至深入支流小河，确保封锁线滴水不漏。
阻击援军：同治元年至二年，李秀成多次率太平军主力回援天京，发动多次大规模解围战。彭玉麟水师利用江防优势，配合陆师，屡次击退试图渡江或沿江而进的太平军，尤其在阻击李秀成“十三王”救天京的战役中，水师炮火发挥了关键作用。
策应陆师：水师炮火不断轰击天京城墙，尤其是临江的仪凤门、太平门等处，削弱城防，支援陆师的攻城作业。
在此期间，彭玉麟的官衔也一再升迁，先后被授为兵部侍郎、漕运总督（均未赴任，仍在军前）。但他始终恪守“不要官”的原则，多次上疏恳辞，甚至在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欲任命他为安徽巡抚，他竟以“不习吏治，且军务正急”为由，坚决请辞，最终改授为水师提督。此举在官场中堪称异数，却更加彰显其淡泊名利、一心为国的风骨。朝野上下，无不对其“三不要”精神钦佩有加。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天京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在天京陷落前的最后时刻，彭玉麟水师严密监视江面，防止洪秀全或太平军核心人物从水路逃脱。城破之后，部分太平军乘船试图突围，均被水师拦截歼灭。长达十四年的内战，终于接近尾声。
天京克复后，彭玉麟并未松懈。他立即指挥水师，肃清长江中下游残存的太平军势力，追剿零星部队，并开始着手整顿战后江防，恢复长江航运。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江南带来的满目疮痍，心中充满了悲悯。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他不仅汇报战果，也极力陈情，请求赈济灾民，安抚地方。
然而，就在功成名就、万众景仰之时，彭玉麟内心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大仇得报，夙愿已偿，但他与梅姑“待天下平定”的约定，却已天人永隔。他站在旗舰上，看着硝烟散尽的长江，手中紧握着那方印章和干枯的梅花，胜利的辉煌与失去至爱的永恒伤痛交织在一起，让他发出了“古今第一伤心人”的深沉喟叹。
攻克天京，彭玉麟受封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太子少保衔，达到了人臣荣耀的顶峰。然而，对他而言，这一切浮华，远不及记忆中衡阳冬日，与梅姑相伴画梅时的那份宁静与温暖。威震江淮的“雪帅”，其内心深处的风雪，从未停歇。
彭玉麟在痛失挚爱后，将个人悲痛深藏，以超凡的毅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重整水师，在攻克九江、安庆、天京等关键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最终威震江淮，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不世之功。其“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风骨，以及功成不居、心系百姓的胸怀，使其形象更加高大丰满。接下来，他将步入人生的晚年，面对功成身退的抉择与对梅姑的无尽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