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鸠摩罗什的佛学道路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沙勒国期间——从小乘佛教转向大乘佛教。
公元357年的沙勒国（今新疆喀什），正值丝路贸易的繁盛时节。这座西域古城佛寺林立，不同宗派的高僧在此交汇。鸠摩罗什在此驻留的一年，成为他佛学思想发生根本转折的关键时期。
当时的沙勒国都城，随处可见来自天竺、罽宾、于阗等地的僧侣。罗什每日除了在寺院研习经论，还会前往城西的“辩经场”参与各派论战。这里原是商队交易的市场，后来逐渐演变成思想交锋的场所。正是在这里，他首次听闻大乘佛法的精妙。
一日，鸠摩罗什在辩经场见到两位气质非凡的僧侣正在讲解“空性”。年长者侃侃而谈，听者云集。令鸠摩罗什惊讶的是，这位讲经者竟是莎车国（今新疆莎车）王子出家的须利耶苏摩，而听众中赫然坐着他的兄长——前莎车太子须利耶跋陀。两位王子舍弃王位共同求法的故事，早已传遍西域。
须利耶苏摩比鸠摩罗什年长十余岁，精通梵语和西域各国语言，尤擅大乘空宗。他注意到这位年轻的龟兹学者虽精熟小乘经论，却对大乘教理心存疑虑，便主动邀请鸠摩罗什到其驻锡的寺院深谈。
在寺院后园的菩提树下，苏摩为鸠摩罗什讲解《阿耨达经》。当说到“阴、界、入等诸法皆空无差别”时，鸠摩罗什震惊地打断：“若如此说，这部经还有什么意义？它将一切诸法都破除了！”
苏摩微笑反问：“法师以为，眼睛看到的山河大地，是真实存在的吗？”
他随手拾起一片菩提叶：“世人见此叶为绿色，色盲者见之为何？梦中见叶，醒时何在？”
鸠摩罗什陷入沉思。苏摩继而以“镜中像”为喻：“诸法如镜中像，非有非无。虽可见而不可得，虽不可得而可见。”
这场对话持续了整整三天。鸠摩罗什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就像盲人突然得见光明，我开始明白大乘空义的深妙。”
在苏摩的引导下，鸠摩罗什开始系统研习大乘经典。他首先学习的是《中论》。这部由龙树菩萨所造的论典，以犀利的逻辑破斥一切执着。罗什初读时“如堕云雾”，经过苏摩逐句讲解，才渐渐领悟“八不中道”的深意。
某夜，鸠摩罗什读至“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一偈时，豁然开朗。他立即求见苏摩，两人在灯下展开激烈讨论：“若诸法无生，修行何用？” 鸠摩罗什问。
苏摩答：“正因为无生，才需修行。若实有生，修行何用？”
随后，鸠摩罗什又研习了《百论》和《十二门论》。这三部论典合称“三论”，成为他日后在中国创立三论宗的基础。在沙勒的一年里，鸠摩罗什不仅通晓了这些经典的文字，更深入体会到大乘佛教“度尽一切众生”的悲愿。
他曾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往日学小乘，如登小山而自以为见天地；今闻大乘，方知天地之广阔。”
公元358年，鸠摩罗什满载学识回到龟兹。此时的他已经从神童成长为一代宗师。龟兹王白纯亲自率领大臣出城迎接，并在王宫设盛大法会。
龟兹王特意命工匠打造金狮子座，以象征佛法无畏。座椅用二百两黄金铸成狮子造型，铺以大秦（古罗马）进口的锦褥，镶嵌着来自波斯的宝石。每次罗什升座说法，龟兹王都亲执弟子礼，并命宰相跪地为阶，请罗什踏其背登座。
这种殊遇在龟兹历史上前所未有。鸠摩罗什升座讲经时，“诸王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场面庄严隆重。他主讲《般若经》时，听众常达千人，其中包括来自西域三十六国的僧侣和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鸠摩罗什并未完全否定小乘。他在讲经时常说：“小乘如小学，大乘如大学，皆不可废。”这种圆融的态度，使他的教化更能接引不同根系的众生。
鸠摩罗什声名远播的消息传到罽宾，他的小乘老师盘头达多深感震惊。这位年过花甲的老法师难以相信，自己最杰出的弟子竟然改宗大乘。他决定亲自前往龟兹，要“挽救误入歧途的学生”。
公元359年春天，盘头达多历经数月跋涉抵达龟兹。师徒重逢的场面颇为感人：鸠摩罗什亲至城外十里迎接，执弟子礼甚恭。但在接下来的法义辩论中，两人却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起初，盘头达多引用《阿含经》论证“诸法实有”，罗什则以《般若经》阐释“诸法性空”。随着辩论深入，鸠摩罗什巧妙地运用小乘经典中的例证来支持大乘观点，使老师开始动摇。
转折点发生在讨论“法身”概念时。盘头达多问：“若诸法皆空，何来法身？”
罗什答：“如镜中像，虽空而可见。法身亦然，虽不可执而功德无量。”
盘头达多沉思三日，最后感叹道：“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尚小乘师！”
这段“师徒易位”的佳话，成为西域佛教史上的一段美谈。更令人感动的是，年迈的盘头达多拜师后，以古稀之龄开始认真学习大乘经典。
鸠摩罗什从小乘转向大乘的转变，不仅是个人的思想升华，更标志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小乘禅数学和般若经的零星译本。
罗什对大小乘佛法的融会贯通，使他能够：
第一，准确理解印度佛教的原意；
第二，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
第三，建立完整的大乘佛教体系。
他在龟兹期间已经开始尝试翻译工作，将梵文经典译为西域各国语言。这些实践为他日后在长安的大规模译经积累了宝贵经验。
更重要的是，鸠摩罗什发展出的“格义”方法，能够借用中国固有的概念来解释佛教思想。比如用道家的“无”来解释“空”，用儒家的“仁”来比拟“慈悲”。这种方法虽然后来被他本人反思改进，却为佛教中国化开辟了道路。
站在龟兹的王宫高处远眺，丝绸之路如一条纽带连接东西。鸠摩罗什常说：“佛法如甘露，当普润一切众生。”他的思想转变，恰如这条商道上的文化交流，在碰撞中融合，在对话中升华。
从沙勒国与苏摩的初遇，到龟兹与盘头达多的辩论，罗什用开放的心态完成了思想的飞跃。这种勇于自我超越的精神，使得他后来在长安的译经事业能够“陶练覆疏，务存论旨”，最终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不朽的篇章。
当暮色笼罩龟兹古城，金狮子座上的讲经声依旧回荡。这位年轻法师的思想转型，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更将改变整个东亚佛教的走向。大乘佛教的种子，已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只待东传的因缘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