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三日，北京。
连日来的阴霾终于化作漫天大雪，朔风怒号，卷着冰冷的雪片，扑打着刑部大牢高墙上那扇狭小的铁窗。天地间一片苍茫，仿佛上苍也欲以这无边的素白，为即将发生的悲剧披上孝服。牢房内，寒气刺骨，呵气成霜。于谦缓缓站起身，借着从窗口透进的、被雪光映亮的微光，仔细地整理着自己那身已然破旧却依旧整洁的囚服。他用手蘸着瓦罐里结着冰碴的清水，将些许散乱的白发抿得整齐。他的动作从容不迫，神情异常安详，不见丝毫将赴刑场者的恐惧与慌乱，倒像是要去完成一场庄严的仪式。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思绪飘回了三十多年前，钱塘老家那间书香弥漫的书房。他仿佛又看到了墙上文天祥那正气凛然的画像，听到了自己当年那稚嫩却斩钉截铁的誓言：“他日若为国家臣子，必效文山先生，以清白忠贞事君爱国！” 誓言犹在耳畔，自己用一生去践行，至今，问心无愧。他又想起了文山先生在污秽牢狱中写下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一股浩然之气在他胸中回荡，驱散了所有的寒意与阴霾。他的嘴角，不禁泛起一丝坦然、甚至是欣慰的微笑。
他想起了自己十二岁时，观石灰烧炼过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那首小诗。当时或许只是少年意气的抒怀，未曾想，竟成了自己一生的谶语。他轻声吟哦，声音在空旷的牢房里清晰可辨：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吟罢，他又低声自语，用的是《庄子》的典故，亦是他毕生情操的写照：“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他这具清白之躯，来自天地，如今归於天地，远胜于陷身于这污浊不堪的官场泥潭，与徐有贞、石亨之流同流合污。
牢门被沉重地打开，冰冷的铁链声响起。于谦坦然伸出双手，任由狱卒为其戴上重枷。他被押解出牢狱，走向位于崇文门外的刑场——那个被称为“西市”的地方。
风雪愈发猛烈，扑打在人的脸上，如同刀割。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从刑部大牢到西市的漫长街道两旁，早已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自发前来的人群。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人们不顾严寒，不顾可能被牵连的风险，静静地站立在风雪之中。没有人喧哗，只有压抑的、此起彼伏的啜泣声和呜咽声，与风雪的呼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悲愤的洪流。泪水刚从眼眶滑落，便几乎冻成了冰痕。
当于谦的身影出现时，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他虽身披枷锁，步履却依旧沉稳，腰杆挺得笔直，目光平静地扫过沿途的百姓。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颤巍巍地冲破官兵的阻拦，捧着一碗浑浊的烈酒，跪倒在雪地中，双手高高举起，老泪纵横：
“于大人！于青天！北京城的活菩萨啊！老身……老身别无他物，只有这碗薄酒，请您……请您饮了这碗送行酒！路上……路上驱驱寒……” 老人泣不成声，风雪吹乱了她花白的头发。
于谦停下了脚步。他看着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看着周围无数双含泪的眼睛，他冰冷的心田涌上一股暖流。他微微躬身，对那老妇人，也是对所有的百姓，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然后低头，就着老妇人的手，将那一碗饱含深情的烈酒一饮而尽。
酒入愁肠，化作满腔悲慨。他抬起头，声音清晰而坚定，穿透风雪，传得很远：
“老人家，诸位乡亲，不必悲伤，不必为我哭泣。我于谦一生，所为之事，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 今日于此，心昭日月，死得其所！”
此言一出，人群中顿时爆发出更大的悲声。许多人都跪了下来，在雪地中向他叩首。
刑场之上，积雪被践踏得泥泞不堪。监斩官面色复杂，坐立不安。刽子手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手，此刻握刀的手却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他行刑多年，从未见过如此从容赴死的“钦犯”，更未见过如此万民悲泣的场面。他面对的，不是罪犯，而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于谦平静地跪在雪地中，最后望了一眼这他曾誓死保卫的城池和人民，然后闭上了眼睛。他对那犹豫的刽子手，轻声说道，如同一声叹息，又如同最后的命令：
“动手吧。”
刀光闪过，一缕忠魂，伴随着漫天飞雪，升腾而起。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宛如一朵傲然绽放的红梅。是日，北京城风雪弥天，天地同悲，举城哀恸，虽无诏令，民间自发素缟，以寄哀思。
与此同时，另一队官役奉旨查抄于谦位于西华门的宅邸。在朝堂上，徐有贞、石亨等人早已构陷于谦贪墨军饷、收受巨贿，他们期待着从于谦家中抄出金山银山，以便坐实其罪名，让自己的卑劣行径显得冠冕堂皇。
然而，当查抄的官员推开于谦家那扇简陋的大门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宅邸狭小陈旧，家徒四壁，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具，竟无一件值钱的物件。箱箧之中，唯有他常年穿着的官服和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衫。翻遍所有角落，竟找不出一两多余的银子。负责抄家的官员面面相觑，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想象，一位执掌天下兵权近十年、位极人臣的兵部尚书，家中竟清寒至此。
最后，他们发现正堂旁的一间正屋门窗紧锁。众人精神一振，以为珍宝必藏于此。强行打开门锁后，屋内景象却让他们再次愕然。屋内没有珠宝，没有金银，只有一座简单的香案。案上，整齐地供奉着景泰帝朱祁钰御赐的蟒袍、玉带和一柄尚方宝剑。这些象征无上荣宠的器物，被于谦用明黄色的绸布小心翼翼地覆盖着，保存得一尘不染，显然是被他视为君恩和责任的象征，恭敬珍藏，却从未在日常穿戴和使用，以示不敢骄矜。
抄家官员动容了，他回到宫中，据实向英宗朱祁镇禀报：“于谦家无余财，仅正室封鐍器皿，乃上方赐物耳。” 并详细描述了那被精心保管的御赐之物。
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京城，闻者无不动容落泪。就连英宗朱祁镇本人，在听闻这一切后，也陷入了长久的默然之中，脸上露出了复杂而懊悔的神情。他或许终于明白，自己杀死的，是一个怎样清廉忠直、怎样爱惜名誉胜过生命的国之栋梁。据史载，他后来也曾悔叹：“谦实有功。” 然而，大错已然铸成，无可挽回。
于谦的冤屈，天地可鉴，日月同悲。他用自己的死亡，最后一次印证了他的清白，也将他与石亨、徐有贞之流的界限，划得如同云泥般分明。
历史的公道，虽迟但到。近八年后，明英宗去世，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年），在天下悠悠众口的压力下，于谦的冤案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意为刚德克就、在国逢难），并在其故乡杭州西湖畔的故居基础上敕建“旌功祠”，岁时祭祀。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采纳廷臣建议，改谥号为“忠肃”（意为危身奉上、执心决断），此谥号更为贴切地概括了他忠勇为国、肃清危局的一生。
在他曾巡抚的山西，在他曾誓死保卫的北京，在他出生成长的杭州，百姓纷纷自发立祠祭祀，香火至今不绝。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共同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他那首十二岁时所作的《石灰吟》，随着他悲壮的一生，广为传颂，超越了时空：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四句诗，仿佛是他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从云南的顽童，到国家的救星，再到屈死的冤魂，于谦用他六十年的人生，完美地践行了少年时在文天祥画像前立下的誓言。他的忠诚、他的担当、他的清廉、他的骨气，正如他所敬仰的文天祥一样，化作了不可磨灭的“丹心”，永远地铭刻在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丰碑之上，光照千古，清白人间！于谦用生命践行了少年时的誓言，他的忠诚与清白，正如他所敬仰的文天祥一样，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