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六年（1418），春。
北京的春天来得总是稍晚一些，料峭的寒风尚未完全退去，但庆寿寺庭院中的几株老桃树，枝头已顽强地绽出些许粉白的花苞，试探着这人间春色。然而，在这座姚广孝居住多年的禅院深处，一股沉重的气息却压过了初春的生机。昔日那位运筹帷幄、精神矍铄的黑衣宰相，如今正缠绵于病榻之上。八十四载的漫长岁月，如同风中的残烛，火光摇曳，即将燃尽。
他的身体已极度衰弱，清癯的面庞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那是智慧、谋略与漫长时光共同雕琢的痕迹。唯有那双曾洞悉世事、看透人心的眼睛，在偶尔睁开时，仍能闪过一丝澄澈而深邃的光芒。消息传入宫中，明成祖朱棣立即摆驾，亲临这间简朴得与主人身份全然不符的禅房。
皇帝摒退了所有随从，独自坐在病榻前的矮凳上，这位叱咤风云、威加海内的帝王，此刻眼中流露的是毫不掩饰的关切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惑。他俯下身，声音低沉而恳切：
“少师，”他依旧使用着这个最为尊崇的称呼，“朕来看你了。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但说无妨。朕无有不允。”
姚广孝缓缓睁开眼，看着眼前这位自己一手辅佐上位的君王，气息微弱，声音如同游丝，却异常清晰地说道：“老臣……确有一事，恳请陛下恩准。”
“讲。”
“请陛下……释放溥洽法师吧。”
朱棣闻言，身体不易察觉地微微一震，脸色瞬间变得复杂起来。溥洽，那是建文朝的主录僧，相当于建文帝的宗教导师和精神顾问。当年南京城破，建文帝于宫中大火中神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溥洽作为最接近建文帝的方外之人，被普遍怀疑知晓内情，甚至可能参与了其逃亡隐匿的计划。十几年来，无论朱棣是软硬兼施还是严刑拷问，这位高僧始终一言不发，因此被长期囚禁于天牢之中。释放他，意味着朱棣要放弃追查建文下落这条最重要的线索，也意味着对那段敏感历史的一种“放手”。
禅房内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只有姚广孝微弱的呼吸声。朱棣的眉头紧锁，内心显然经历着激烈的权衡。他看着病榻上气息奄奄的姚广孝，回想起这几十年来他为自己、为这个王朝所做的一切，那份超越君臣的情谊，以及这或许是对方最后一个请求的份量……终于，他深吸一口气，沉重地点了点头：
“好。朕……答应你。即日便下旨，释放溥洽。”
一抹释然的神情，如同微风吹过湖面，在姚广孝苍老的脸上轻轻漾开。他挣扎着想撑起身子行礼，被朱棣轻轻按住。他只好吃力地合十双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老臣……代溥洽，谢陛下……慈悲。”
朱棣又停留了片刻，嘱咐太医好生照料，这才带着沉重的心情起驾回宫。
皇帝离去后，一直侍奉在侧的弟子忍不住轻声问道：“师父，您一生所求甚少，为何在这最后关头，独独要为那位素无往来的溥洽法师求情呢？”
姚广孝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缓缓移向窗外，投向那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的桃花苞，仿佛看到了遥远南京寺庙中，另一种可能的命运。良久，他才用一种充满疲惫与悲悯的语调，缓缓说道：
“同是佛门中人，剃度出家，本为寻求解脱，渡己渡人……他不过尽其所职，忠于其主，何苦……相逼太甚？这十余年的囚禁，还不够么……放下此事，于陛下，于天下，于他，或许都是一种……解脱。”
弟子似懂非懂，却见师父已闭上双眼，似乎沉入了自己的世界。
在生命最后的宁静（或许并非宁静）里，姚广孝的脑海中，过往的一幕幕如同走马灯般飞速流转，清晰而又恍惚：
他看到了少年天禧，在父亲病榻前立下“读圣贤书，观天下事”的宏愿，眼神灼灼；看到了妙智庵中，青灯下苦读《资治通鉴》的那个年轻僧人道衍，拍案叫绝，意气风发；看到了南京燕王邸内，自己对着那位英气逼人的亲王，说出“送白帽子”的惊世之语，那一刻的紧张与决绝；看到了北平庆寿寺的密室内，与朱棣对弈纵横，剖析天下大势；看到了靖难烽火中，北平城头泼水成冰的寒夜，以及信鸽穿越烽火，传递着决定帝国命运的信息；看到了金川门开，燕军入城，宫中火起，那顶沉重的“白帽子”终于送达……他也看到了自己位极人臣后，那依旧孤寂的黑色僧影，拒绝了所有繁华与诱惑，独自走在寺庙与皇宫之间的那条路上。
功盖天下，策勋第一。“黑衣宰相”，名动寰宇。然而，这真的是他最初想要的吗？那个少年所寻求的“济世安民之路”，是否必然要踏过“靖难”战场上无数将士和平民的累累白骨？那场由他一手策划并推动的战争，究竟是拨乱反正，还是一场裹挟了无数私欲与野心的巨大劫难？他辅佐明主，开创了“永乐盛世”的基业，这煌煌功业，是否能完全抵消那场内战带来的创伤与戾气？
这些思绪，如同无声的潮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冲刷着他的内心。他一生理智、冷静，算无遗策，但在生死边界，那份深藏于佛心深处的悲悯与对人世无常的慨叹，终究难以完全抑制。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这位大明王朝最具传奇色彩的开国元勋，在庆寿寺溘然长逝，如同油尽灯枯，平静而终。
消息传出，成祖朱棣悲恸不已，为之废朝二日，以示哀悼。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号恭靖。以文臣之身追赠“荣国公”这等顶级勋爵，在明代极为罕见，哀荣至极。皇帝还亲自为他撰写神道碑文，赐葬于房山县（今北京房山区），并下令配享太庙，成为有明一代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僧人。
在他临终前，曾留下最后一首诗，诗风平和冲淡，仿佛已看破一切：
“三十余年寄燕间，来往真如鹤般闲。
幸逢盛世明如日，得保余生老故山。”
诗中以“闲鹤”自比，感念盛世，似乎对自己得以善终于熟悉的寺庙（视为故山）而感到欣慰。这无疑是他希望留给世人的最终形象——一个功成身退、安然归去的智者。
然而，在整理他极其简朴的遗物时，人们在他常读的经卷之下，发现了一幅他亲笔绘制的《靖难行军图》。图上精细地标注了当年燕军南下的大小战役、行军路线、关键节点。而在图卷的边缘，有一行几乎难以辨认的、笔力已显颤抖的蝇头小字，那墨迹新旧不一，似乎是在不同时期，反复斟酌后添加上去的：
“一念之差，血流成河。功过是非，留与后人。”
这十六个字，与那首示人以平静的绝笔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仿佛是他内心深处从未真正平息的风暴，是那袭黑色僧衣之下，最终也无法完全超脱的、属于“人”的复杂灵魂的独白。
这位集僧侣、谋士、政治家、学者于一身的“黑衣宰相”，以其深不可测的智慧与矛盾重重的一生，彻底改变了明朝的历史走向。他身陷世间最残酷的权力斗争核心，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出世者的清醒与淡泊。他既是永乐盛世的缔造者之一，也是那场骨肉相残内战的主要策划者。他的故事，他的功过，他的内心世界，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永远地“留与后人”，成为了永乐盛世乃至整个大明王朝历史中，最耐人寻味、也最难以简单评说的传奇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