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1625年）至天启七年（1627年）初，是大明王朝被一个阉人的阴影彻底笼罩的时期。东林党人的鲜血仿佛成了魏忠贤权力金字塔最后奠基的砂浆，随着杨涟、左光斗等一批正直之士的惨死，朝野上下，再无人敢撄其锋。魏忠贤的权势，如日中天，达到了令人生畏的顶峰，其僭越与荣宠，在帝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朝廷的封赏已无法用寻常的功勋来衡量，完全变成了对这位“定策元勋”的狂热崇拜。天启帝下旨，晋封魏忠贤为上公——这是异姓人臣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通常只授予有擎天保驾之功的外戚或勋臣，加恩三等。更令人瞠目的是，他那尚在襁褓中的侄子魏良栋、侄孙魏鹏翼，竟也被封为伯、侯，身着蟒袍玉带，在懵懂无知中便已位极人臣。魏氏一族，鸡犬升天，族人魏良卿、魏志德等多人占据都督、锦衣卫指挥使等要职，一门显赫，势焰熏天。
然而，比朝廷的封赏更能体现魏忠贤无上威权的，是那场席卷全国的、荒诞而疯狂的“建生祠”运动。
所谓“生祠”，即为活着的人修建的祠堂，供人瞻仰祭祀，这本是历代对极少数功勋卓着、德高望重的官员才能给予的殊荣。但在天启年间，这却成了地方官员向魏忠贤献媚表忠的竞技场。
始作俑者是蓟辽总督阎鸣泰。他精心撰写的奏疏堪称谄媚文学的“典范”：“臣见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爱民如子，忧国如家。其心勤体国，念切恤民，较古之大贤，若周公之吐哺，诸葛之鞠躬，未有过之。蓟州士民，感厂臣之功德，如婴儿之慕慈母，恳请为厂臣建立生祠，以申爱戴之诚，而垂永久之念。”
这道无耻至极的奏疏，竟得到了皇帝的欣然“准奏”。一时间，各地督抚、巡按、乃至知府知县，仿佛发现了通往权力快车道的终南捷径，竞相效仿，唯恐落后。浙江巡抚潘汝桢、宣大总督张朴、漕运总督郭尚友、山西巡抚曹尔桢……奏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疏本如雪片般飞向京师。
不到一年时间，从京畿到边塞，从江南到西南，全国各地的通衢大邑、名山胜境，竟冒出了四十多处魏忠贤的生祠！每一座都极尽奢华，靡费巨万。有的用只有皇宫和孔庙才能使用的黄色琉璃瓦覆顶，金碧辉煌；有的祠内魏忠贤的塑像竟头戴冕旒，身着蟒龙袍，作帝王之相；有的以沉香木雕琢其身，以金银珠宝镶嵌其目，五脏六腑以金玉珠贝填充，穷奢极侈，远超规制。
在这股愈演愈烈的歪风邪雨中，一些官员的谄媚已到了丧失理智、亵渎斯文的地步。国子监监生陆万龄上书，竟将魏忠贤与孔子相提并论，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厂臣诛东林，皆明纲常、正人心之举，其功一也。且厂臣芟除奸恶，保全善类，譬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又厂臣疏浚河道，普惠生民，譬如禹王之治水。德被苍生，功高万世，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请于国子监西侧，敕建厂臣生祠，与孔圣并祀，以使天下学子，知忠义之本，感厂臣之德！”
此议虽因部分尚存理智的官员暗中阻挠而未全行，但其荒谬绝伦，已足见当时士风败坏到了何等地步。奏疏中“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这样的字眼，已完全是将魏忠贤捧到了神只的位置。
天启七年（1627年）春，魏忠贤迎来了他的六十大寿（虚岁）。这场寿宴，已非寻常的庆典，而是一场权力与谄媚的盛大检阅。紫禁城外，他的私邸（或特定场所）张灯结彩，锦绣铺地，宾客如云。文武百官，上至内阁阁老，下至各部郎官，几乎倾巢而出，携带奇珍异宝，络绎于道。门前车马堵塞了整条街道，朝冠朱紫，辉映相属，其盛况远超皇帝万寿圣节。
寿堂之上，魏忠贤身着御赐蟒袍，端坐于正中太师椅上，满面红光，志得意满。百官按品级鱼贯而入，行跪拜大礼，山呼祝祷之声不绝于耳。酒过三巡，气氛愈发炽热，有那急于表现的官员，借着酒意，率先跪倒在地，高声呼道：“千岁！千岁！千千岁！”
这已是臣子对皇太子或亲王的礼节。然而，话音未落，魏忠贤的头号心腹，“五虎”之首的兵部尚书崔呈秀立刻站起身来，他目光扫视全场，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朗声纠正道：“何止千岁？！厂臣功高盖世，泽被天下，当称——九千岁！”
“九千岁！” 这三个字如同惊雷，在寿堂上炸响。片刻的寂静后，是更加狂热的附和与呼喊。“九千岁！” “祝九千岁福寿绵长！” 声浪几乎要掀翻屋顶。魏忠贤端坐其上，坦然受之，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笑容。从这一刻起，“九千岁”便成了魏忠贤公开的代称，其僭越之心，已昭然若揭。
而这还不够。在一些更为私密的场合，那些企图更进一步博取欢心的核心阉党成员，如李永贞、李朝钦等人，甚至开始小心翼翼地用“九千九百岁”来称呼他。这只比皇帝的“万岁”少了区区一百岁，其不臣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帝国仿佛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在木工房里闪耀着技艺的光芒，另一个，则在朝堂之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热量与阴影。
然而，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就在这“九千九百岁”的喧天锣鼓声中，在那无数生祠的袅袅香火背后，一股冰冷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天启七年（1627年）夏秋之交，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开始在权力高层中秘密流传：皇上龙体欠安，而且病势日趋沉重。
那个给予魏忠贤一切权力根源的年轻皇帝，那个沉迷木艺、对他无限信任的天启帝朱由校，病倒了。起初或许只是小恙，但太医们的束手无策和宫中日益紧张的气氛，预示着情况可能远比外界知道的要严重。
一直沉浸在权力巅峰快感中的魏忠贤，第一次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所有的荣耀、权势，甚至身家性命，都系于御榻之上那个病弱的年轻天子一身。一旦山陵崩……他不敢细想下去。他与客氏加紧了在宫中的活动，控制消息，遍寻名医，甚至可能动了一些“冲喜”之类的念头，试图挽回天意。
但历史的车轮无情地向前碾动。天启七年的八月，北京城已有了些许秋意，但紫禁城内的气氛却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龙床上的天启帝，气若游丝，他或许终于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从木工活的痴迷中短暂清醒，意识到了江山社稷的重任和身后之事的安排。
他知道自己无子，皇位的继承，落在了他唯一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的身上。
魏忠贤站在司礼监的值房里，窗外是依旧辉煌的宫城，但他却感到脚下的地面正在开裂。那“九千九百岁”的喧嚣犹在耳畔，而生祠中自己的金身塑像似乎也在嘲笑着他。极盛的荣光之下，是万丈深渊的边缘。他与客氏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法掩饰的惊惶。他们开始秘密商议，调动亲信，试图在皇权交替的惊涛骇浪中，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信王朱由检，这个即将登基的年轻亲王，早已在潜邸中冷眼旁观了魏忠贤多年来的种种恶行。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巨大风暴，正在大明帝国的权力中心，悄然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