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的秋雨来得比往年早。
垂拱殿内，青铜熏炉里龙涎香的青烟笔直上升，却在触及殿梁时被穿堂风吹散，化作凌乱的涡旋。刘混康坐在御案后，手中握着一卷奏折，已经保持这个姿势半刻钟了。
阶下，苏轼正躬身而立。这位以文采风流名动天下的翰林学士，此刻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他身后还站着黄庭坚、秦观等几位词臣，个个屏息垂首，殿内只闻雨打琉璃瓦的淅沥声。
“苏卿。”刘混康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这篇《请缮河防疏》，你写了多久？”
苏轼略松一口气，谨慎答道：“回陛下，臣查阅历年河工档案三日，实地勘察汴河堤防两日，草拟文稿两日，修改润色又三日，共八日。”
“八日。”刘混康重复这个数字，将奏折轻轻放在案上，“八日时间，够一个河工修补三十丈堤防，够一个农夫收割十亩稻谷，够一个铁匠打造五十把锄头。”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阶下众臣：“而苏卿用这八日，写出了七百六十二字的锦绣文章。其中用典二十七处，对仗工整的骈句十八联，生僻字四十三个。朕粗略统计，直接关乎河防实务的内容……不到三百字。”
殿内空气骤然凝固。
苏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刘混康抬手制止。
“朕念几句。”皇帝拿起奏折，用毫无起伏的语调念诵，“‘汴水汤汤，如龙蟠京邑；堤防巍巍，若虎踞中原’——这是写景还是论工？‘昔禹王疏九河而天下治，今圣朝修百渠而兆民安’——拍马屁需要占用十六个字吗？”
他放下奏折，身体微微前倾：“最精彩的是这句：‘伏惟陛下运乾坤之睿智，施雨露之恩泽，则河伯敛怒，水神归位，千秋功业，在此一举’。苏卿，你告诉朕——河伯水神归位，需要多少石料？多少民夫？工期几何？预算是多少？”
苏轼脸色煞白，躬身更深：“臣……臣在附件中有详细工料清单……”
“附件？”刘混康从案上拿起另一卷纸，“你说的是这十二页密密麻麻的数字？字体小如蝇头，行距紧得几乎黏连，连朕看了都眼晕，更别说具体办事的工部官员。”
他站起身，走下玉阶。玄色龙袍的下摆拂过光洁的金砖，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诸卿可知，此刻澳洲红石山上，那些矿工在做什么？”刘混康在苏轼面前停下，“他们不会写‘铁石铮铮，如星耀南溟’这样的句子。他们只会记录：今日开采矿石三百五十筐，其中高品位矿占六成，需木炭五百斤，预计出铁两百斤——字字实在，句句有用。”
黄庭坚忍不住低声辩驳：“陛下，文章之道，载道言志，本就不能全如账册……”
“哦？”刘混康转向他，“那黄卿告诉朕，去年你起草的《劝农诏》，用了多少典故？多少辞藻？朕让地方官念给农夫听，他们听懂了几句？”
不等回答，他继续道：“一个老农听完后问县官：‘皇上说了这么多好听话，到底今年赋税减不减？新水车啥时候发？’——黄卿，你的文采，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吗？”
雨声渐急，敲打着殿外的白玉栏杆。
刘混康走回御案，从堆积如山的奏折中抽出几份，随手抛在阶前。
“这是最近十日的奏章。朕数了数，七百多份里，有五百余份充斥着这类‘华章’。淮南旱灾的奏报，要先写三页淮南风光如何秀丽；边疆军情急递，要引用《孙子兵法》和《左传》的典故；就连刑部报个死刑复核，都要来一段‘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的议论。”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陡然转冷：“朕每天批阅奏章到子时，其中一半时间是在这些浮辞藻句中寻找有用的信息。诸卿，你们是在帮朕治国，还是在和朕玩文字游戏？”
殿外一道闪电划过，刹那间的白光映亮刘混康的脸。那张脸上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沉的疲惫——那种看到巨大机器空转时的无力。
“苏卿。”他重新看向苏轼，“你文才天下皆知，朕也爱读你的诗词。但治国不是作诗，奏折不是词赋。一条河堤该用什么工法、需多少银钱、征多少民夫——这些事，不需要‘龙蟠虎踞’的比喻，不需要‘禹王圣朝’的对比，更不需要向河伯水神祈祷。”
苏轼终于抬起头，眼中闪过复杂神色：“陛下是要臣……写白水账本？”
“朕要的，是清楚的头脑和务实的笔。”刘混康坐回龙椅，“河防疏，重写。第一段：汴河哪三段堤防最险。第二段：每段需加固多长多高。第三段：石料、木材、人工各需多少。第四段：工期多长，何时完工。第五段：总预算多少，从哪项开支拨付。”
他顿了顿：“每段不超过五行，每行不超过二十字。用最大的字，最宽的间距。让六十岁的老工部尚书不戴眼镜也能看清。”
苏轼呆立当场。这种写法，完全颠覆了他三十年的为文之道。
“至于文采……”刘混康从案头拿起一份薄薄的册子，“看看这个。澳洲每月送来的简报，维吉尔亲笔所写。上个月那期只有三页：第一页，新开垦农田亩数、粮食产量。第二页，铁矿产量、质量问题及改进措施。第三页，新到移民人数、所需物资清单。”
他将册子递给身旁宦官，宦官小跑着送到苏轼手中。
“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刘混康说，“但朕看完就知道：澳洲那边，土地在扩展，铁在流出，人在增多——一个新生之地正在长大。而朕看完诸卿的奏章，常常只知道：你们的文笔又进步了。”
雷声滚过天际，震得殿宇微微颤动。
刘混康看着阶下这些天下闻名的才子，这些他曾经也欣赏过的文人，心中涌起一种近乎悲悯的情绪。
“诸卿可知，为何朕要推行官二代考核？为何要实施省官实边？”他缓缓道，“因为大宋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文字游戏。科举考文章，做官写奏章，升迁看文采——从生到死，都在玩同一套文字把戏。而真实的农田、真实的河工、真实的边疆，反而成了这游戏的背景布。”
他站起身，这次是真的要结束这场朝会了。
“苏轼，黄庭坚，秦观，张耒。”他一一点名，“你们四人，今日起免去翰林院职务。”
殿内响起压抑的惊呼。
“陛下！”苏轼跪倒在地，“臣等纵有不当，也罪不至此……”
“朕不是贬你们。”刘混康打断他，“是放你们自由。回杭州、回江西、回扬州、回亳州——回你们熟悉的山川故里去。朝廷每年给你们一份俸禄，不多，但够生活。条件是：三年之内，不许写一篇奏章，不许作一首应制诗。”
他走回御案，提起朱笔，在早已准备好的敕令上签字：
“朕要你们去看真实的百姓如何生活，听真实的市井如何言语，感受真实的山河如何呼吸。然后，用你们的生花妙笔，去写那些真正值得写的东西——但不是写给朕看，是写给千秋万代看。”
宦官将四份敕令送到四人手中。黄庭坚展开一看，手开始颤抖——
敕令上不仅准他们回乡，还特别注明：沿途驿站需提供便利，地方官不得以政务相扰，三年内不考核、不征召、不问责。简直是一张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状”。
“三年后，如果你们还想回朝为官。”刘混康最后说，“朕欢迎。但那时你们要带来的，不是更华丽的文采，而是更清澈的眼光，更实在的头脑，更懂得在‘道’与‘文’之间，何为根本，何为枝叶。”
雨停了。
一缕阳光破云而出，透过高窗射入殿内，正好照在御案上那堆奏折的顶端。金黄色的光斑在纸张上跳跃，像某种无声的嘲讽。
苏轼捧着敕令，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凤翔做签判时，自己写过一篇《凌虚台记》。其中有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那时他感叹的是楼台亭阁的变迁。
现在他明白了——废兴成毁的，何止是土木建筑。
一种为文的方式，一种为官的准则，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此刻正在这座大殿里，被一个道士出身的皇帝，用最不容置疑的方式，宣告终结。
四人退出垂拱殿时，雨后的汴梁城清新如洗。
苏轼站在汉白玉台阶上，回头望去。殿宇巍峨，飞檐上的鸱吻在阳光下闪着湿润的光。这个他曾经渴望在此施展抱负的地方，如今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将他“驱逐”。
但奇怪的是，心中没有愤懑，只有一种奇异的释然。
黄庭坚走到他身边，轻声问：“子瞻，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
苏轼看着手中敕令上“三年自由”的字样，忽然笑了。
“鲁直，你可记得《庄子·逍遥游》里那句？”
“哪句？”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他望向南方，望向杭州的方向：“陛下给了我们一片‘无何有之乡’。是怨是幸，就看这三年的树木，能长成什么模样了。”
远处宫墙上，最后几滴雨水从琉璃瓦边缘坠落，在阳光下划出转瞬即逝的彩虹。
而在千里之外的澳洲红石山，新一批铁锭正被搬上商船。陈约翰在账本上记录着数字，精确到斤两；维吉尔在规划下个月的垦荒计划，精确到亩；阳娃在为矿工们谱写新歌，歌词直白如话：
“太阳出工我出工，一锤一锤敲矿石。
太阳落山我收工，一块一块铸铁锭。
老婆孩子等在家，热饭热汤暖心头。
明日还来山上干，这片土地是我家。”
没有典故，没有辞藻，甚至没有严格的格律。
但每个矿工都会唱，都喜欢唱。
因为他们听懂了。
而此刻，汴梁皇宫的文德殿里，刘混康正在批阅一份新的奏折——来自知杭州府沈括，关于钱塘江海塘修缮的方案。全文只有两页，全是数据和图示，最后一句话是：“此方案需银五万两，民夫三千，工期百日。妥否，请旨。”
刘混康提笔朱批：“准。即日动工，每月报进度。完工之日，朕要看实物，不听汇报。”
他放下笔，望向窗外。
雨后初晴的天空，蓝得透彻。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茅山修道时，师父说过：“最真的道理，往往最简单。简单到大多数人不敢相信，所以要用复杂包裹起来。”
如今，他正在做的，就是剥开这些复杂的包裹，让道理露出它本来的简单面目。
也许会被骂作粗鄙，被讥为不懂文雅。
但农田里的稻谷，不会因为辞藻华丽就多结穗；河堤上的石料，不会因为典故精妙就更坚固；边疆的将士，不会因为骈句工整就更勇猛。
而一个国家要活下去，要活得好，最终靠的不是文章，是粮食，是钢铁，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殿外传来更漏声。
刘混康收回目光，翻开下一份奏折。
工作还要继续。
而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画。
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件事一件事地做。
直到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世界，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