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浙西漕运案结。那名年轻县丞依信中所言，先查账册，锁住粮仓出入流水；再调民夫运粮，以工代赈，稳住民心；最后拆了豪强私设的卡口仓房，将囤积米粮平价放出。事成之后，他亲笔写了一封谢函寄往昭明书院，却未再收到回信。
但从此每逢雨夜，昭明书院的门房总会发现窗台上多出一卷公文。有的是地方赋税难题，有的是河工调度纠纷，还有一封竟是关于如何处置庙产争端的。这些文书都被整齐收进东厢档案阁，与百年前的奏折、批注并列摆放。老仆每日拂尘，从不翻看内容，只知来的人越来越多，脚步越来越急。
某年深秋，天子再度驾临书院。他已不再年轻，鬓角染霜，步履却依旧沉稳。随行宰相低声禀报：“岭南新开三县，皆依《治平策》定赋则，百姓无怨。”天子点头，径直走入正堂，在林昭牌位前上了三炷香。
礼毕，他转身问身后一群新科进士：“你们可知为何朕要将《治平策》列为必考？”
无人敢答。
他走到墙边，手指抚过那幅驿道全图。“当年这条路，有人说是劳民伤财。可如今，千里之外的柑橘能运到京城集市，边地军粮再不必靠牛车拉上山。这不是纸上谈兵能做到的。”
他收回手，对礼部尚书道：“明年科考，加试实务策问五道，取材尽出《治平策》及《山居问答》。”
消息传开，各地府学纷纷改建讲堂。临安、金陵、洛阳、成都，凡有书院处，皆立“林策讲堂”四字匾额。教习授课时，常有学子举手发问：“百年之前的事，现在还能用吗？”
一位白发先生站在讲台前，拿起桌上那本页边磨破的《新政实录》，翻开其中一页。“你们看，这是嘉和十四年浙东治蝗的记录。林公当时下令，不得烧田驱虫，须用竹网捕杀，死虫晒干喂鸡鸭。这法子笨不笨？笨。可它不伤地力，也不逼百姓倾家荡产买药粉。”
他合上书，“他不是给了我们答案，是给了我们想问题的办法。”
岭南工部衙门内，一名主事正在核对新桥预算。他翻开一册泛黄的档案，正是徐怀之所留的修桥细账。每根梁木尺寸、每块石料采自何处、工匠每日工钱多少，皆有明细。他对照眼下工程，发现自己主持的桥梁造价高出两成，工期却慢了三个月。
他沉默良久，将档案抱去上司书房。“大人，我想去一趟昭明书院。”
上司抬头看他一眼。“去吧。回来之后，重做预算。”
那人去了半月，归来时带回一叠抄稿。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堤坝分段施工法、材料转运路线图，还有几条批注写着“此处可省人力十五人”“此段坡度宜缓，免日后塌陷”。
他把新方案交上去那天，上司只说了一句：“原来做官，是可以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国子监史馆接到一份厚册，封皮题为《林相惠民实录》。编者署名是一群村塾老儒。翻开第一页，便是嘉和十二年江南大饥的记载：某日开仓放粥，老农背妻步行三十里，领得一碗稀粥，热的。
后面一页页全是类似记录——某县因屯田法免租，农户存粮够吃两年；某乡因修渠引水，十年未遭旱灾；甚至还有孩童背诵的语录条目：“吃饭的人多了，收税就要轻一点。”
史官连夜通读，次日上奏：“民间所记，虽琐碎，却是真事。若不入史，后人不知相公之功，原在日常点滴。”
朝廷准奏，在《林文正公传》后设“附传”，专录百姓所述。自此，正史之中首次出现由乡野编纂、百姓口述的内容。
每年春初，新任御史齐聚昭明书院。他们身穿青袍，手持笏板，在林昭牌位前行三拜礼。仪式结束后，谢允拄杖而来，身后随从捧着一摞手抄本。
“每人一本。”他说，“这是《新政实录》，不是用来背的，是用来查的。”
一名年轻御史接过书，犹豫片刻开口：“若书中所言，与现行律法不合呢？”
谢允停下脚步，回头看向牌位，声音不高，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那就改律法。不然要你们做什么？”
众人肃然。自此以后，这句问答成了御史入职必听之语。
又一个雨夜，一名县令冒雨赶到书院。他手中拿着一份河道疏浚计划，因地方豪绅反对迟迟无法动工。他在灯下翻阅旧档，找到一段相似案例，照着拟出对策。临走前，他取出一张纸条，写下“明日开工”四字，压在案头。
清晨老仆进来打扫，看见纸条，轻轻收起。他抬头望向墙上烛影，恍惚间似见一人伏案执笔，身影与记忆中那个披衣熬夜的老人重合。
次日，他在书院门口捡到一封信。信封空白，打开后只有一行字，墨迹苍劲：
**政在便民，学为利世——答百年前问**
没人知道是谁写的。但这八个字被重新刻上书院正厅横匾，底下摆满了各地官员送来的笔记、图纸、疑问信。
几十年过去，《山居问答》早已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堆层层叠叠的册页。有朱笔圈改，有墨笔补充，还有泥指印留在一页关于堤坝修筑的记录上——那是某年暴雨夜，一位县令赶来求策时留下的。
书院弟子每日晨课，必指着墙上驿道图讲解：“这一段弯道，是先生当年定的线。”
他们不知道，就在同一时刻，西北边城一名守将正对照《治平策》调整屯田布局；中原一县令依据《实录》减免灾年赋税；江南学子在考场写下“治国不在复古，在顺民情”的策论。
而在临安乡间，村塾孩童围坐祠前，轮流朗读新政条文。讲完便有人记下疑问，压在供碗底下。几日后，有老儒取走纸条，回家写了解答，再送回来。这些问答被乡老收集，编成新的《惠民实录》，送往国子监。
史官接到此书，翻开第一页，看到一条新记：“今岁春荒，某县依《策》减役缓征，民无流徙。小儿问父：‘林相爷为何帮我们？’父曰：‘因为他记得自己饿过。’”
史官放下书，唤来助手：“准备纸笔，我要为《附传》增补一节。”
助手应声研墨。窗外阳光洒进屋内，照在桌角那本翻旧的《林文正公传》上，书页微动，仿佛有人刚刚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