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店最后剩下的，就只是银行卡里那串单薄的数字。那几千件曾让我拍着胸脯说“不愁穿”的货，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跟收旧货的贩子讨价还价时，他捏着一件衬衫翻来覆去挑刺，嘴里念叨“这料子不行，最多给你五块一件”，我攥着衣角，指甲掐进掌心，那点屈辱感比亏钱还难受。最后，这些“遗产”变成了我手里仅有的、带着体温的启动资金，我揣着这摞钱，像揣着自己最后一次心跳，又站回了大学城那个僻静的转角。
赵胖子介绍的铺面，以前是家打印店，推门进去，满地碎纸混着墨粉味，呛得人直咳嗽。十五平米的空间逼仄得很，墙皮掉得一块一块，像长了癣的头皮，难看极了。可它守着转角，卷帘门一拉开就能正对人行道，更要紧的是，租金比我预算的还低了两百块——这一点点“便宜”，在我眼里满是救命的可能性。
签租赁合同那天，我盯着纸上“承租人”三个字，一笔一划写自己名字时，手都在抖。按手印的瞬间，印泥的红沾在指腹，凉得刺骨，我从房东王姨手里接过那串带锈的钥匙，沉甸甸的，触到掌心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往后再没退路了，这店要是开不起来，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开店第一步，得先让这破地方换个模样。请装修队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我从“遗产”里翻出一套旧运动服——还是前两年流行的款式，现在早过时了，衣摆处还有洗不掉的污渍。穿上它，我就像个要上战场的士兵，开始跟陈年污垢死磕。清扫是头一关酷刑：扫帚一挥，灰尘立马飞起来，在从卷帘门缝漏进来的阳光里张牙舞爪，活像被惊扰的幽灵。墨粉的黑颗粒粘在墙角、地面，混着碎纸和不知名的污渍，我只能拎来一桶桶冷水，泡上洗衣粉，拿板刷蹲在地上蹭，一下、两下……腰弯久了，直起来时眼前发黑，后背的骨头“咯吱”响，像要散架似的。
接下来是粉刷。我揣着仅有的三百块，在建材市场挑了最便宜的白色涂料，老板送了我一个掉毛的滚筒、两把刷子，我又买了块塑料布——铺在地上当防护，用胶带勉强粘住边缘，就算是做好了准备。调涂料时，我照着说明加自来水，手忙脚乱的，浆水溅到裤子上，白花花的一片，擦都擦不掉。
刷墙看着简单，实则是磨人的体力活。第一遍滚刷下去，涂料太稀，根本盖不住墙底的污渍，干了之后像一块块难看的补丁。我只能倒回涂料桶，再加两勺粉重新搅，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踩在二手市场淘来的人字梯上，梯子晃悠悠的，我仰着头举着滚筒，没一会儿胳膊就麻了。白色的浆液滴在头发上、脸上，还有旧运动服上，低头看镜子，活像只长了白斑的“斑点狗”。
空气里全是涂料的刺鼻味儿，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混着涂料滴进眼睛里，辣得我眼泪直流，可我不敢停。看着斑驳的墙面在自己手下一点点变白、变亮，那些丑陋的旧痕迹慢慢被盖住，心里竟生出一种原始的快感——这墙亮了，我好像也能跟着喘口气，晦暗的前途里，终于透进了一丝光。每刷完一面墙，我都会退后几步，在昏暗的光线下盯着看半天，哪怕肩膀酸得要命，也觉得值。
墙刷完了，得给店里添家伙事。赵胖子熟门熟路，带我钻进了城西最大的旧货市场——这里像个时光错乱的迷宫，旧冰箱、破桌子、老柜子堆得满山满谷，空气里全是老物件特有的霉味和铁锈味，叫卖声、砍价声、搬运的碰撞声混在一起，吵得人耳朵疼，却透着股活气。
“买二手别光图便宜，得看用料、看结构，不然用两天就坏，更亏。”赵胖子边走边跟我念叨，我把这话刻在心里，跟着他在摊位间穿梭。双开门冰柜是首要目标，我在一堆旧电器里翻找，终于在角落看到一个——不锈钢壳子上有划痕，打开门时“哐当”响，插上电试了试，启动起来嗡嗡的，像台老风扇。
“老板，这冰柜诚心要，给个实价。”我搓着手，尽量让语气显得实在。
摊主叼着烟，眯着眼上下打量我，吐了个烟圈：“一千二，少一分不卖！你看这容量，制冷杠杠的，买新的得三千多！”
“声音太大了，你看这边角都锈了，谁知道压缩机还能用多久？”我指着锈迹，故意皱起眉，“最多八百，不行我就再看看。”
“开玩笑！这是名牌货！”他拔高声音，又顿了顿，看我真要转身走，才松口，“最低一千，不能再少了！”
就这么磨了快半小时，最后以八百五十块成交。我数钱的时候，手指都在抖——这几乎是我剩下的钱里，除了房租之外最大的一笔支出。可摸着冰柜冰凉的内壁，想象着以后里面会塞满水灵的蔬菜、冻好的丸子，又觉得这钱花得值。
桌椅是另一场硬仗。我需要四张长方桌、二十把塑料凳，在市场里转了三圈，才找到一套看着结实的折叠木桌——桌面有划痕，但框架没松，还有二十把颜色不一的塑料凳，红的、蓝的、黄的，凑在一起像个调色盘。老板要价三百二，我跟他磨：“你这凳子颜色都不匀，少二十，三百块我立马拉走，不然我再找别家。”他看我真的蹲下来数钱，才不情不愿地应了：“行吧行吧，算我亏了。”
最大的惊喜，是那个实木柜台。它被放在最里面的角落，深棕色的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纹，样式是几十年前的老款，看着笨重得很。可我一摸台面，厚实得很，指尖能触到木头的温润感，心里立马喜欢上了。“老板，这柜台多少钱？”我问守摊的老头，他正趴在桌上打盹，被我叫醒后，揉了揉眼睛，抬了抬眼皮：“三百，自己拉走，不送货。”
我心里一动——买个新柜台至少要一千多，这价格太划算了。我没敢还价，生怕老头反悔，赶紧点头：“行！我现在就拉走！”跟赵胖子俩人费劲地把柜台抬上三轮车，木头重得压得车把都往下沉。老头在后面看着，嘟囔了一句：“这柜台是我以前开杂货铺用的，结实着呢，你好好用……”我那时候光顾着高兴，没多想“杂货铺”之前，这柜台还经历过什么，只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店里的硬件差不多齐了，最后剩的，是它的脸面——招牌。
去广告店那天，年轻的设计师打了个哈欠，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噼里啪啦：“想好店名没？”
“多多麻辣烫。”我没半点犹豫，这名字在我心里盘了好几天了。
“有啥寓意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着点好奇。
“多食材，多口味，多顾客，多赚钱。”我回答得干脆利落，没什么花里胡哨的讲究，这就是我最朴素、最迫切的愿望——我只想把店开起来，能赚到钱，能活下去。
设计师了然地笑了笑，没多问，很快在电脑上拉出效果图：红底，黄字，宋体加粗，没有任何装饰，“多多麻辣烫”五个大字占了大半版面，下面加了行小字“多食材·多口味·多实惠”。俗气吗？确实俗气，跟旁边奶茶店的文艺招牌比起来，土得掉渣。可我知道，在小吃街上，这种红配黄的颜色最醒目，直白的文字也最能让人记住——我要的不是好看，是能吸引人进来。
安装工人把招牌挂上的时候，我仰着头，阳光照在红底上，亮得晃眼。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着，一下、一下，像在打鼓。这块招牌，就是我砸向现实的战书，宣告着我真的要进场了。它上面没写什么豪言壮语，却承载着我破产后的全部希望，还有对“不愁吃”最直接、最功利的渴望——我太想听到客人进店、扫码付款时那声“叮咚”了。
开店远没我想的那么简单，装修、买设备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折磨人的，是那些看不见的琐碎事。
我开始像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打转：跑工商所办《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对着一叠表格填信息，写“经营范围：餐饮服务”时，笔都在抖；跑卫生防疫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拿着本子检查后厨，问我“消毒水放哪儿？食材怎么分类存？”，我指着墙角的消毒喷壶，又打开冰柜展示分层，手心全是汗；还得跑街道办备案、盖章，每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队，我抱着材料站在队尾，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往前挪，心里急得像着火，却只能耐着性子等。每盖一个红色的印章，我都像完成了一场战役，手里的材料越来越厚，心里的石头也慢慢落了点。
与此同时，采购清单长得像没有尽头。我揣着小本子，去调料批发市场一家家问：酱油要选酿造的，醋得是粮食酿的，辣椒酱要香辣口的，麻酱得细腻不结块。我拿着不同品牌的样品对比，跟批发商磨嘴皮子：“老板，我以后常来，你给我少算点，再给我个账期呗？”大多时候会被拒绝，但总有一两家心软的，答应给我便宜五毛钱一斤，账期能宽限一周——这点“优惠”，我都记在本子上，想着以后一定多照顾他们生意。
联系啤酒、饮料代理商时，我算着冰柜的空间，只敢订最畅销的两种口味，怕囤货太多占地方；设计价目表时，我拿计算器反复算成本：素菜进回来八毛钱一斤，串成串卖1.5元，能赚七毛；丸类一块五一串，卖2.5元，赚一块；肉类两块五一串，卖3.5元，赚一块……最后定下来：素菜1.5元，丸类2.5元，肉类3.5元，主食、汤底免费。我知道这价格没什么利润，但只能靠“实惠”吸引第一批客人——先把人拉进来再说。
最繁琐、也最考验人的，是食材的清洗和预处理。每天凌晨四点，送菜的师傅会把新鲜蔬菜送到店门口，我得一个人在操作间里忙活：几百斤的菜，一根根摘拣，黄叶、烂叶扔进垃圾桶；土豆削皮，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立马泡进清水里，防止氧化变黑；菌菇要去掉根部，撕成适口的大小；海带结最麻烦，得反复揉搓冲洗，指甲抠着缝隙里的泥沙，直到水变清才罢休。冷水刺骨，长时间弯腰、抬手，手腕和腰都酸得要命，空气里全是泥土的腥气和植物根茎断裂后的青涩味，可看着洗干净的菜码在筐里，水灵灵的，我又觉得有了盼头。
开业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喧嚣终于都静了下来。
店里前所未有的整洁：地面被我拖了三遍，光可鉴人；墙壁洁白无瑕，没有一点污渍；二手冰柜嗡嗡响着，里面分门别类码着食材——青菜在最上层，丸类在中间，肉类在最下层，在灯光下看着新鲜得很，像在等着被挑选；墙上的价目表是我手写的，用马克笔写得又大又清晰；厚重的实木柜台擦得发亮，能映出人影；门口的折叠桌和塑料凳，也被我用抹布擦了两遍，没有一点灰尘。
角落里，那口最大的不锈钢汤桶正发出沉闷的“咕嘟”声。我下午就把猪大骨和鸡架焯水，扔进桶里，加了姜片、葱段，小火慢熬，现在汤已经熬成了乳白色，在桶里翻滚着，猪大骨和鸡架在汤里浮浮沉沉，释放出最后一点浓郁的精华。香味慢慢散开来，满屋子都是，这香气里，混着我这一个多月的汗、累、算计，还有藏不住的期望。
我靠在柜台上，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冰凉的台面，触感很扎实。口袋里，是我仅剩的五百三十二块现金——我数了三遍，这是明天所有的找零和应急钱，不能再动了。手机“叮咚”响了一声，是赵胖子发来的微信：“明天哥带几个兄弟来给你壮声势，挺住！”我盯着屏幕，笑了笑，眼眶却有点热。
窗外，大学城的霓虹还亮着，年轻的学生们吵吵闹闹地走过，脚步声、说笑声飘进来，又很快消失。我的小店里，只有汤沸的“咕嘟”声，还有我有点过速的心跳。
我走到门口，抬头看那块红底黄字的招牌——“多多麻辣烫”在夜色里亮着，俗气，却透着股倔劲儿。什么命运，什么卦象，那些都太遥远了，我现在满脑子只有三个最世俗、最迫切的愿望：
明天，一定要有人来。
明天，一定要开张。
明天，一定要听到那声“叮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