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取回“家书”并安全解密后，周瑾瑜和顾婉茹都松了一口气。这次由两人共同掌握“星火”线后的首次实战，虽然过程紧张，但配合默契，验证了共享密码本决策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家书”的内容，为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印证了周瑾瑜的一些思考。
密信不长，用词精炼，主要传达了三点：
第一，确认“影子协议”证据已安全送达并发挥关键作用，上级对“星火”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第二，再次强调“成为一道墙”的长期潜伏战略，要求“星火”在确保自身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将工作重心从获取具体战术情报，逐步转向建立隐蔽、长效的观察网络和储备力量，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战略转折或长期对峙做准备。
第三，提及关东军内部近期人事和战略动向出现一些微妙调整，要求“星火”利用现有身份优势，保持关注，但不必冒险深挖，以观察和记录为主。
这封信，像一盏灯，照亮了周瑾瑜心中那个模糊但日益清晰的想法。他之前就一直在思考，“一道墙”到底该怎么“筑”？仅仅是潜伏下来，传递情报，似乎还不够。“墙”要有厚度，要有韧性，要能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甚至要在建造者可能不在的情况下，依然能发挥作用。
“婉茹，”看完密信的当晚，周瑾瑜在书房里对顾婉茹说，“组织的指示，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们现在的位置很特殊，有清水一郎的‘信任’（或者说利用），有防疫专家的身份掩护，还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这为我们进行一些更长远的布局，提供了可能。”
“你想怎么做？”顾婉茹问，她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同志”和“战友”的角色，思考问题也更具战略眼光。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和传递点。”周瑾瑜走到墙边挂着的那幅哈尔滨地图前，手指划过城市的不同区域，“我们要尝试，在敌人内部，或者至少是在敌人控制的社会肌体里，埋下一些‘钉子’，或者播下一些‘种子’。这些‘钉子’或‘种子’，平时可能不起眼，甚至和我们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关键时刻，或许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或者为未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他转过身，看着顾婉茹：“这需要极其谨慎，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暴露我们自身。我们要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
顾婉茹理解地点点头：“就像你之前通过防疫工作，接触到的那些不同阶层的人？铁路的、医院的、学校的、甚至一些伪政府的小职员？”
“对，但不止他们。”周瑾瑜走回书桌旁，“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宽。比如，利用我‘防疫专家’和‘日满亲善典范’的身份，可以更‘合理’地接触一些技术领域的人，像电报局的报务员、电话局的接线员、铁路调度员、甚至市政测绘部门的人。这些人本身可能不涉及核心机密，但他们所处的岗位，是这座城市的神经末梢，能看到、听到很多普通渠道看不到的信息。”
“还有年轻人，”顾婉茹补充道，“学生、年轻的技术工人、报社的底层记者或校对。他们思想相对活跃，对未来有迷茫也有渴望，是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更有潜力的群体。”
“没错。”周瑾瑜赞赏地看了她一眼，“但接触和影响的方式必须非常巧妙。不能直接宣传，更不能暴露身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学术交流、技术探讨、甚至是一些看似无关的闲谈，潜移默化地传递一些正确的信息，揭露一些日伪宣传的虚伪，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思考。同时，观察哪些人具有正义感和潜力，进行更隐蔽的、长期的关注和培养。”
这就是“长远布局”的核心：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着眼于未来，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在敌人的社会基础中，埋下可能发芽的“种子”，建立潜在的、非直接联系的观察点和信息源。
接下来的日子，周瑾瑜开始有意识地将这一思路融入日常工作和社交中。
在防疫总部，他除了完成本职工作，更加注重与不同部门、不同背景同事的“非正式交流”。与小野寺博士讨论病毒学最新进展时，他会“不经意”地提到欧美一些学者对战争状态下大规模人群聚集导致疾病流行的担忧，引发对当前局势的侧面思考。与负责后勤采购的中国籍职员聊天时，他会关心一下市面物资供应情况，听对方抱怨物价飞涨、配给不足，然后“感慨”一句“战争对普通百姓生活影响太大了”，引发共鸣。
他利用“防疫讲座”和“卫生宣传”的机会，去了一些学校和工厂。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已被日伪控制，改名“国立哈尔滨工业大学”）做讲座时，他除了讲传染病预防，还会提到“科学精神在于求真务实，独立思考”，暗中鼓励学生不要盲从。讲座后，会有一些对医学或科学感兴趣的学生来提问，周瑾瑜会耐心解答，并留意其中那些思维敏锐、提问有深度的学生，记住他们的名字和特征。
有一次，讲座后一个叫陈启明的学生追出来，问了一个关于细菌战伦理的问题，虽然问得有些稚嫩，但眼神清澈，带着明显的困惑和不满。周瑾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推荐了几本关于医学史和科学伦理的经典着作（这些书在当时的哈尔滨还能找到），并说：“科学是工具，用之善则善，用之恶则恶。关键在人心。”陈启明若有所思地离开了。
顾婉茹这边，则利用“周太太”的身份，在另一个层面进行工作。她参加清水夫人组织的太太聚会时，不再只是被动应酬，开始有选择地、谨慎地发展一些“私人关系”。比如，她发现伪市政府一个科长的太太，娘家是开绸缎庄的，最近生意惨淡，抱怨日本人管控原料、强征“献金”。顾婉茹表示同情，并“无意中”说起听说南方一些地方，民族工商业被挤压得更厉害，引发对方更多牢骚。这些牢骚本身不是情报，但反映了日伪统治下部分中上层依附者的不满情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她还以“学习插花”或“请教烹饪”为名，与附近几个邻居家的主妇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从这些日常交往中，她能听到很多街谈巷议，比如哪条街又增加了岗哨，哪个邻居的亲戚被宪兵队叫去问话再没回来，黑市上什么东西又涨价了等等。这些零碎的信息，经过梳理，也能拼凑出一些社会动态和民众情绪的侧面图景。
周瑾瑜叮嘱她，接触邻居要格外小心，不能表现得太好奇或太热心，一切要自然随意，重点是倾听和观察，绝不主动打探。
除了人际网络的铺垫，周瑾瑜也开始着手建立一套更系统、更安全的私人记录和分析体系。他弄来了几本不同版本的哈尔滨地图、列车时刻表、市政公报、甚至电话号码簿（这些在当时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资料）。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码原理，设计了一套只有他和顾婉茹能看懂的私人符号系统，在这些公开资料上，做下极其隐秘的标记。
比如，在某版地图的某个区域，用一个极小的、看似印刷瑕疵的点，标记下他观察到的某个新增加的检查站或暗哨的大致位置和换班规律（这些信息来自他日常通勤或顾婉茹从邻居那里听来的零碎信息综合判断）。在列车时刻表的某个车次旁边，用铅笔轻轻画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短线，表示这个车次最近经常晚点或临时取消，可能意味着铁路运输优先级的变化。在电话号码簿某个无关紧要的号码旁，点一个微小的墨点，表示这个号码所属的机构（比如某个贸易行）最近人员进出频繁，值得留意。
这些标记分散在不同的、看似普通的资料上，即使被搜查，也很难引起注意，更难以被串联起来解读。只有周瑾瑜和顾婉茹知道如何将这些分散的点，按照特定的规则，在脑海中还原成有价值的信息图谱。这是一种“碎片化记忆”和“分散存储”的安全策略。
同时，周瑾瑜开始有意识地储备一些“战略物资”。不是枪支弹药，而是一些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至关重要的东西：几套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旧衣服；一些可以在黑市换东西的硬通货，如银元、少量药品（以防疫工作需要为名少量多次领取积攒）；几张空白但盖有无关紧要部门印章的通行证或介绍信（利用工作之便，从废弃文件中收集或仿制）；甚至还有几本不同领域的书籍和手册，涵盖了简单的无线电原理、急救、野外生存、密码入门等知识。这些东西被分开隐藏在家中和几个绝对安全的秘密地点。
“这些东西，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周瑾瑜对顾婉茹解释，“但万一到了最坏的情况，我们与组织彻底失联，需要独立生存甚至转移时，它们可能就是救命的关键。‘成为一道墙’，也要考虑墙本身在极端情况下的生存能力。”
顾婉茹完全理解并参与其中。她负责整理和隐藏那些衣物、杂物，并利用女性细心和不易引人注意的特点，在采购日常用品时，分批次、少量地储备一些不易腐烂的食品（如罐头、压缩饼干、白糖）和日用品（火柴、蜡烛、肥皂）。
这些工作琐碎、漫长，没有惊心动魄的行动，也没有立即可见的成果，但它让周瑾瑜和顾婉茹感到一种更深沉的踏实感。他们不再仅仅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匕首”，而是在精心构筑一个隐蔽的“堡垒”和“网络”。这种从战术执行者向战略布局者的思维转变，正是“成为一道墙”这一使命的内在要求。
然而，就在他们默默进行这些长远布局的同时，清水一郎那边也没有闲着。授勋风波和沈云山事件后，清水对周瑾瑜的怀疑并未消除，反而因为周瑾瑜越来越“完美”的表现和越来越稳固的地位，而变得更加焦躁和偏执。他像一只困兽，在笼子里逡巡，寻找着猎物的任何一丝破绽。
周瑾瑜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在持续增加。最近几次去特务机关汇报工作，清水一郎看似亲切的闲聊中，试探的意味更加明显，问题也更加刁钻。防疫总部里，似乎也多了一两个背景不明、对他格外“热情”的新同事。
山雨欲来风满楼。长远的布局需要时间和耐心，但眼前的危机，可能不会给他们太多时间。
（第一百七十五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