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张无形的网似乎越收越紧，成了周瑾瑜和顾婉茹生活中挥之不去的背景音。最初的警惕和测试阶段过去后，他们进入了更漫长、也更磨人的“表演期”。
每天清晨，周瑾瑜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洗漱，吃顾婉茹准备的早餐——通常是稀粥、咸菜，偶尔有个煮鸡蛋。他会翻阅当天的报纸，主要是《大北新报》和《滨江日报》，关注上面的官方消息和战报（当然是经过粉饰的）。出门前，他会和顾婉茹说几句家常话，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可能存在的窃听设备听清。
“今天天气冷，多穿点。”
“晚上我想吃白菜炖豆腐。”
“好，我早点回来。”
对话平淡得像白开水，没有任何信息量，却充满了生活气息。这是演给监听者听的“正常夫妻日常”。
然后他下楼，对楼下那个已经眼熟的“烟贩”微微点头——这是周瑾瑜故意为之，一种“我知道你在，但我无所谓”的姿态，反而能让对方有些无所适从。他会步行一段，然后乘坐固定的有轨电车去防疫总部。路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至少两拨人在交替跟随。他不再刻意测试甩脱，而是保持稳定的节奏，甚至会在某个固定的烟摊买一包“老巴夺”香烟（他平时几乎不抽，但会买来散给同事），或者在报亭和老板闲聊两句天气。
在防疫总部，他的工作一如既往地“认真负责”。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去下属科室检查防疫措施，一切都符合一个勤勉的伪满官员形象。他甚至“主动”向他的日本上司小野寺汇报了一次关于冬季流行感冒预防的加强方案，得到了几句敷衍的表扬。他知道，小野寺或许也受到了某种暗示，对他保持着一种礼貌而疏远的观察态度。
中午，他通常去总部附近一家叫“老独一处”的饺子馆吃饭。这是多年的习惯。他会点三两饺子，一碗饺子汤，慢慢吃完。监视者通常会在外面守着，或者也进来吃饭，坐在不远不近的位置。周瑾瑜从不看他们，自顾自吃饭，有时会带一本医书翻看。
下午继续工作，然后准时下班。回家的路线略有变化，但大体固定。他会去菜市场，买一些顾婉茹交代的蔬菜，偶尔买条鱼或一点肉。讨价还价，挑挑拣拣，完全是一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男人。监视者混在人群中，记录着他购买的物品、接触的摊贩、甚至停留的时间。
顾婉茹的日子同样在严密的“剧本”中度过。她上午收拾屋子，洗衣服（在公寓公共的洗衣房，那里也可能有眼睛）。中午简单吃点，下午有时去教堂坐一会儿，有时去邻居家串门，聊的都是物价、孩子、家长里短。她温婉的笑容，得体的谈吐，赢得了周围太太们的好感，也成功塑造了一个无害的官员太太形象。
但压力是实实在在的。顾婉茹的神经性胃痛越来越频繁。发作时，胃部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隐隐作痛，伴随轻微的恶心，没有食欲。她偷偷去看了中医，开了些调理脾胃、疏肝解郁的草药，回来自己煎服。药很苦，但她一声不吭地喝着。
周瑾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表面上不能有丝毫异常。他只能在晚上，在浴室哗哗的水流声中，紧紧握住她的手，低声问：“今天又疼了？”
“还好，喝了药好多了。”顾婉茹总是这样回答，苍白的脸上努力挤出笑容。
“再坚持一下。”周瑾瑜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正在摸清他们的规律。清水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强度的监视，他的人会疲沓，会露出更多破绽。而且，我感觉到，他铺开这张网，除了监视我们，可能也在等别的什么。”
“等什么？”顾婉茹问。
“等我们犯错，或者……等我们和外界联系。”周瑾瑜眼神锐利，“他可能怀疑我们有别的渠道，或者在策划什么。这张网，既是囚笼，也是诱饵。他想看看，会不会有鱼来碰网。”
顾婉茹明白了。所以他们必须更加小心，不仅自己不能出错，还要防止任何可能与他们有联系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撞进这张网里。这让他们不得不暂时冻结了与那几个“种子”的一切联系，连之前约定好的、极其隐蔽的间接信号都停止了。这是一种煎熬，担心那些年轻人的安全，也担心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火种会熄灭。
精神上的弦始终紧绷着。顾婉茹发现自己开始对一些细微的声音过度敏感——楼道里的脚步声、隔壁的关门声、甚至窗外乌鸦的叫声，都会让她心跳加速，下意识地停下手中的动作，侧耳倾听。晚上睡觉也变得很浅，稍有动静就会惊醒。她的眼下出现了淡淡的青黑色。
周瑾瑜的情况稍好，他受过更严酷的训练，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但他也明显感觉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动作，甚至每露出一个表情，都要经过下意识的审核：这符合“周瑾瑜”的身份吗？会被解读出别的含义吗？这种持续的自我审查，极其消耗心力。
一天下午，顾婉茹从教堂回来，在公寓门口遇到了住在楼下的李太太。李太太是个热心肠但有些嘴碎的家庭主妇。
“周太太，刚从教堂回来啊？”李太太挎着菜篮子，笑着打招呼。
“是啊，李太太买菜去了？”顾婉茹微笑着回应。
“可不是嘛，这菜价一天一个样，都快吃不起了。”李太太抱怨着，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哎，周太太，你发现没有，咱们楼底下最近老有几个生面孔转悠，卖烟的、修鞋的，可我看他们也不怎么招呼生意，怪里怪气的。”
顾婉茹心里一紧，但脸上笑容不变：“是吗？我没太注意。可能是最近治安不太好，警察所安排的人吧？”
“警察所的人我认得几个，不是他们。”李太太摇摇头，神秘兮兮地说，“我瞅着，倒有点像……便衣队的。”她说完，小心地看了看四周。
顾婉茹的心跳更快了，但语气依然轻松：“李太太，您可别瞎猜。便衣队盯咱们这平民楼干什么？兴许就是新来的小贩，生意不好做呢。您啊，别多想，这世道，少管闲事，过好自己的日子最要紧。”
李太太听了，觉得有道理，点点头：“也是，周太太你说得对。唉，这年头……不说了不说了，我做饭去了。”她摆摆手，上楼了。
顾婉茹站在原地，缓了几秒钟，才拿出钥匙开门。进屋后，她靠在门上，轻轻吐出一口气。连普通邻居都开始察觉异常了，这说明监视者的存在已经明显到一定程度。这未必是好事，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围观和猜测，反而增加变数。
晚上，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周瑾瑜。
周瑾瑜沉吟片刻：“李太太这种人，好奇心重，但胆子小，稍微吓唬一下或者给点好处就能封住嘴。不过，这确实是个信号。监视持续了快两周，清水的人再专业，在固定地点待久了，也会融入环境，被周围人熟悉甚至怀疑。这可能会让清水有些烦躁，他需要看到‘成果’。”
“那我们……”顾婉茹有些担忧。
“我们继续‘正常’。”周瑾瑜说，“不过，可以稍微给清水一点‘甜头’，让他觉得监视有效，但又不能是真正的破绽。”
第二天，周瑾瑜在上班时，“偶然”地对一个关系还算不错的中国同事抱怨了几句，说感觉最近好像有人跟着他，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语气带着困惑和一点点不安。这话很快通过某种渠道（可能是同事无意闲聊，也可能是同事本身就被监视或收买）传到了清水那里。
同时，顾婉茹在又一次胃痛发作时，没有强忍，而是去了附近一家日本医生开的诊所。日本医生检查后，还是诊断为神经性胃痛，开了些西药（主要是镇静和缓解平滑肌痉挛的）。顾婉茹拿了药，在诊所里休息了一会儿才离开，脸色看起来确实不太好。监视者详细记录了她去诊所的时间、停留时长、甚至可能通过诊所内部的眼线拿到了诊断结果。
这些细微的、看似负面的变化——周瑾瑜的“不安”，顾婉茹的“病情”——正是清水希望看到的。这说明监视带来了压力，目标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这会让清水觉得自己的策略是对的，从而可能继续保持现状，甚至可能因为看到“希望”而稍微放松一点，等待更大的“破绽”出现。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周瑾瑜感觉到监视的强度似乎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松动。不是人少了，而是那种紧迫的、贴身的压迫感稍微减轻了一点。固定观察点的人似乎更专注于记录“日常”，而流动跟踪的交替频率似乎慢了一些，距离也稍微拉远了一点。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微妙变化。监视者也是人，长时间枯燥的监视会让人疲劳和懈怠，尤其是当目标表现得极其“正常”、毫无波澜时。周瑾瑜之前刻意表现的“不安”和顾婉茹的“病情”，像是一点点微弱的涟漪，让监视者觉得水面下可能有鱼，但又看不真切，反而更容易产生疲劳和疏忽。
周瑾瑜知道，这种松动是暂时的，也是危险的。一旦清水失去耐心，或者觉得“涟漪”不够大，可能会采取更激烈的措施。他必须利用这个短暂的、微妙的间隙，加快他逆向侦查的步伐，同时，开始为那个“祸水东引”的计划，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和目标。
压力依旧令人窒息，胃痛依旧不时折磨着顾婉茹，但在这窒息的日常中，周瑾瑜仿佛一个最有耐心的猎人，在绝对的被动中，一丝一毫地积累着主动的筹码。他清楚，打破这张网，不能靠蛮力，要靠智慧，要靠对敌人心理的精准把握，以及，一个足够分量的、能吸引全部火力的新目标。
（第一百八十二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