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是委座的亲戚，高长官真的会一视同仁吗？”
这个问题很刁钻。
但高峰早有准备——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早有准备。
他挺直腰板，字正腔圆：“我在这里郑重承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别说是外甥，就是亲儿子，犯了法一样要办！”
掌声更热烈了。
李梅站在他身后，看着这个男人慷慨激昂的背影，忽然想起许忠义那天在走廊里说的话：
“这局游戏里——谁定的规矩，谁才能赢。”
那么现在，规矩是谁定的？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当第三个记者站起来，问出“听说蒋夫人已经动身来魔都，高长官如何应对”时——高峰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像一尊刚刚上完色的石膏像，还没来得及风干，就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夫人是凌晨三点到的。
没有通知，没有迎接，连常先生都是在她下飞机后才接到电话。
车队直接从机场开往关押孔大公子的地方，沿途所有关卡全部放行——没人敢拦，也没人拦得住。
高峰得知消息时，正在做梦。
梦里他站在一个金光闪闪的领奖台上，下面全是鼓掌的人。
常先生亲自给他戴上勋章，握着他的手说：“高峰，你是党国的栋梁。”
然后他就被摇醒了。
摇他的是李梅，脸色白得像纸。
“夫人来了。”她说，声音干涩，“她把孔大公子带走了。”
高峰坐在床上，愣了足足一分钟。
“带……带走？”他机械地重复，“带到哪去？”
“回家。”李梅说，“回孔家。扬子公司的封条已经撕了，所有扣押的物资全部返还。常先生刚才来电话——打虎行动，到此为止。”
高峰笑了。
先是小声笑，然后大笑，最后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笑得趴在床上，拳头一下一下捶着床垫，像要把所有的力气都捶出去。
“到此为止……”他重复着这四个字，笑得喘不过气，“那我们这半个月……算什么？过家家？”
李梅没回答。
她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天还没亮，魔都的夜空泛着一种病态的暗红色，像是哪个巨人受了内伤，吐在天上的血。
“记者那边……”她问，声音很轻。
“让他们写。”高峰止住笑，从床上爬起来，赤脚走到酒柜前，抓起一瓶威士忌直接对瓶吹，“写啊！写铁血救国会多么英勇！写我们抓了多少老虎！写——”
他忽然停住，转过头看李梅，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然后明天，他们就会写另一篇报道——写我们多么可笑，多么不自量力，多么……像个傻子。”
烈酒顺着喉咙烧下去，一路烧到胃里。
但高峰觉得，烧得最疼的，是胸口某个地方。
那里本来装着一腔热血，装着一个“振兴党国”的梦，装着对常先生所有的信任和崇拜。
现在，全碎了。
碎成一地玻璃碴，扎得他生疼。
第二天早上八点，正式通知下来了。
铁血救国会魔都特别行动队——解散。
文件上写得很委婉：“阶段性任务已完成，转入下一阶段工作”。
但所有人都知道，所谓的“下一阶段”，就是没有阶段。
高峰没去办公室。
他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拉上所有窗帘，坐在黑暗里喝酒。
酒瓶空了一个又一个，但他越喝越清醒——清醒地记得每一个细节，记得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豪言壮语，记得记者们崇拜的眼神，记得常先生在电话里那番斩钉截铁的保证：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如果连夫人都不识大体，那党国也就完了！”
“今晚打老虎，是父亲定下的宏伟战略！”
哈。
宏伟战略。
脑子里反复回响常先生的话：
“如果夫人都不识大体……”
“不识大体……”
“大体……”
他忽然笑出声，越笑越大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民国完了。
毁灭吧，赶紧的。
高峰举起酒瓶，对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缕光，看着琥珀色的液体在里面晃动。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个故事——
有个孩子，被大人怂恿着去捅马蜂窝。大人说：“别怕，捅了有糖吃。”
孩子信了，捅了。
然后马蜂全飞出来，蛰得他满头包。他哭着跑回去找大人，大人却摆摆手：“哎呀，你怎么真去捅了？我开玩笑的。”
他现在就是那个孩子。
满脸是包，手里还攥着根本没兑现的糖纸。
电话响了。
一遍，两遍，三遍。
高峰没接。
他盯着电话机，看它像只垂死挣扎的昆虫，在桌上震动、嘶鸣。
最后，它安静了。
世界也安静了。
只剩下酒液滑过喉咙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
像丧钟。
为一场荒诞的戏，为一个天真的梦，为一个从开始就注定崩盘的局。
窗外，魔都的清晨开始了。
黄包车夫的吆喝声，报童的叫卖声，电车叮叮当当的行驶声。人们照常起床，照常吃饭，照常为柴米油盐发愁。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仿佛那场轰轰烈烈的“打虎”，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段谈资，笑过，就忘了。
高峰放下空酒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拉开窗帘。
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他眯着眼睛，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着这座永远繁华、永远冷漠的城市。
然后他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完了。”他对着空气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