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已经快速浏览完了奏疏的主要部分，他合上奏本，摆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
接过话头道：“‘虚之’，说白了就是搞形式主义，应付差事嘛，朕明白。”
他对这套实在太熟悉了。
张居正被打断话头，微微一愣，心里琢磨了一下“形式主义”这个词，
虽觉新奇，却又觉得异常贴切，精准地概括了那种只重表面文章、不务实际效果的风气。
朱翊钧将奏疏放在案上，脸上并未见多少恼怒，这些事情本就在预料之中。
他反而宽慰起张居正：“先生和吏部此番查漏补缺，提出的应对之策，
譬如加强巡察、细化标准、建立覆核机制、严惩渎职等，都算是按症下药，颇有针对性。
朕看可行，稍后便给先生批红，准予施行。”
他语气转为坚定：“正因为早料到会有这些魑魅魍魉的手段，才更显得先行试点的重要性。
如今问题暴露出来，正好对症下药，不断完善。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出招，我们便接招，慢慢来，总能将这套考核体系打磨得更加严密、有效。”
说罢，朱翊钧抬眼仔细看了看张居正。
不过一年多的首辅当下来，这位帝国实际的掌舵人，鬓角的白发似乎又添了许多，眉宇间的疲惫也难以完全掩饰。
他不禁想起历史上张居正年仅五十八岁便溘然长逝，而之前的严嵩、徐阶皆享高寿，
心中不由生出几分感慨与担忧。
慧极必伤，忧劳过甚，实是伤身之本。
“元辅，” 朱翊钧的语气带着真诚的关切，
“国事虽重，然身体才是根本。
来日方长，先生定要善加保养，切勿过于操劳。”
张居正只当这是皇帝例行的关怀，并未十分放在心上，只是恭敬地应了一声：“臣谢陛下关怀，自当留意。”
他随即话锋一转，提起了另一件要事：“陛下，松江府那边，定安伯（高拱）前日有奏疏到京，
言道此前百姓投献于徐府（徐阶）的田亩，经官府赎买、梳理之后，已全数妥善发还或安置于原佃户。”
“同时，松江府知府衙门亦遵照前旨，将府内税赋重新厘清，以往各类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已大部革除。”
“不过……”
张居正顿了顿，指出一个现实问题，
“如此一来，仅靠朝廷规定的正税额度以及有限的徭役折银，恐怕难以支撑松江府各级官署的正常运转所需。
府库岁入，将会出现不小的缺口。”
一听此事，朱翊钧的神色也严肃起来。他知道，这才是触及根本的问题。
他沉吟片刻，开口道：“朕正欲与先生商讨此事。
松江府经此一番整顿，恰如一张白纸，正好可作为我朝日后税制改革的‘试验田’。”
“朕对此，有些尚不成熟的想法，今日便说与先生参详，望先生不吝指教。”
张居正对此早有预料。
他今日正是在内阁与同僚反复商议，打好了腹稿，才急着来西苑面圣。
他立刻坐直了身体，全神贯注地倾听：“陛下请讲，臣洗耳恭听。”
朱翊钧下意识地用食指轻轻敲击着御案桌面，整理着思绪，缓缓道来：
“其一，关于正税。太祖皇帝定下的‘三十税一’之制，于国初或可维系，然时至今日，百业情况已大不相同，国家用度亦远非昔比。
若欲彻底废除苛捐杂税，使百姓负担透明、稳定，那么所有的行政成本，最终都需回归到正税之中统筹。
因此，朕以为，三十税一的税率，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他停顿了一下，强调道：“当然，具体税率定为多少方为适宜？
各地情况迥异，是统一定率，还是允许各省根据自身特点，在一定的浮动范围内自行调节？
这些都需要先生与户部，召集精通钱谷、熟知地方情弊的官员，详细核算，反复议论，才能拿出一个稳妥的方案。
朕不急，可先在松江一府试行。”
“其二，关于田亩兼并。” 朱翊钧的目光变得深邃，
“朕可以允许，甚至鼓励民间百姓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合作、租赁、入股等方式，进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以提高效率。
但是，必须严格禁止，乃至严厉打击官绅、豪强利用特权、欺压良善、巧取豪夺式的土地兼并！”
他看向张居正，语气坚定：“具体如何界定‘合作生产’与‘非法兼并’？
如何设立门槛，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害小民？
这些细则，同样需要内阁会同六部，仔细推敲，拟定条例。
同样，先在松江府试行。
哪怕多试几次，多等几年，积累足够经验，再考虑推广，亦无不可。”
朱翊钧深知，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但其背后也蕴含着农业走向集约化、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他想要的，不是阻止这种趋势，而是引导其以一种相对公平、不至酿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惨剧的方式进行。
这条路注定艰难，但必须开始探索。
他顿了顿，抛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为敏感和关键的问题：
“其三，先生以为……官绅一体，当纳粮否？”
将种类繁多的杂税合并、简化，并重新纳入正税体系，听起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其中却横亘着一个致命的障碍——那便是，官绅阶层享有免除部分正税的特权。
虽然理论上这种免税有额度限制和时间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经过百余年的演变与地方上的“灵活变通”，
官绅及其家族名下的大量田产，几乎享有着事实上的永久性免税或大幅减税特权。
这也正是为何当初那么多百姓，宁愿将自家田产“投献”到徐阶这等致仕高官名下的根本原因——为了逃避沉重的税赋和徭役。
如今皇帝既然决心在松江府试点，调整正税税率和结构，那么官绅免税这块坚冰，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难题。
官绅，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免税？
张居正静静地坐在矮墩上，垂目低眉，将皇帝方才提出的三条构想，在脑海中飞快地过了一遍，权衡着其中的利弊与可能引发的惊涛骇浪。
直到确认皇帝暂时没有新的补充，他才缓缓起身。
他沉吟着，谨慎地组织语言，拱手奏道：“陛下，虽只是松江一府之地试行，然税赋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
朝野上下，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其中利害，非同小可……”
皇帝提出的这三条，没有一条是简单的。
将苛捐杂税合并回正税，说来轻巧，实际操作起来问题重重。
提高正税税率后，如何有效遏制地方官府巧立名目，换个“马甲”继续加派？
若是一头提高了明面上的正税，另一头暗地里各种摊派依旧，甚至变本加厉，那对百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负担更重！
须知，正税好歹大部分要上缴中枢，而杂税、摊派则多落入地方官吏和胥吏的私囊，他们岂会轻易放弃这块肥肉？
若只是在松江一府试行，尚可强力弹压，但日后若要推行天下，
各地官府因此断了重要的“灰色”进项，难保不会群魔乱舞，想出更多幺蛾子。
至于抑制士绅兼并土地，更是几千年来王朝兴衰周期律中的核心难题之一，能做到七分，能有二分实效，便已是难得的治世了。
而最后一条，官绅一体纳粮……这简直是难如登天！
朱翊钧点了点头，他深知其中阻力，并未把话说死，语气温和：“先生总理阴阳，统筹全局，自是深谙其中三昧，洞悉各方利害。
所以朕才要先听听先生的意思，此事当如何着手，方为稳妥。”
说到底，封建王朝对地方的治理，长期停留在一种粗放的状态。
最重要的两项权力——人事权与财权，中枢的掌控力实则有限。
人事权方面，基本只保留了高级官员的任免权，至于官员到任后具体如何施政？
大多靠其“自为之”。
如今推行的考成法，正是在尝试收回本就应属于中枢的事务委派权与绩效考核权，即便如此，已是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而财权方面就更不必说了，历朝历代，只要每年定额的税赋能大致收上来，中枢便算是万事大吉。
至于这些税是怎么收上来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土地兼并、官绅逃税、胥吏盘剥？
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中枢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相较于历史上某些朝代实行的“包税制”，大明能维持目前的征收体系，在许多人看来已属不易。
如今朱翊钧想做的，便是在这粗放的财权体系上，尝试进行更精细化的管理和改革，重新调整税赋的分配与负担。
此事关系国本，牵动天下，两人言谈之间，自然是慎之又慎。
张居正沉吟片刻，提出了相对稳妥的路径：“陛下，此前内阁与户部本意，
是在松江府试行改进后的‘一条鞭法’，先摸索两三年，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再考虑推广。”
“陛下如今欲将杂税合并入正税，正可借‘一条鞭法’推行之机，换个名目进行。
即，将田赋、徭役及各色方物、土贡、加派等，统统折算为银两，合并征收，可称之为‘条鞭银’，作为新的、统一的正税。”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几分现实的凝重：“如此，税率定为十税一，乃至七税一，在名义上都无不可。
然而……老臣不得不预先禀明陛下，即便正税名目统一、税率明确，想要完全杜绝地方官府在正税之外的额外增派，
恐怕……难如登天。此乃积弊，非一日之功可除。”
这番话，并非劝谏皇帝放弃，而是提前打下预防针，生怕皇帝期望过高，
待到推行时遇到重重阻碍，见理想与现实差距过大，心中郁结难舒——
若提高了正税，却未能根除摊派，百姓负担未减反增，岂非徒惹怨声载道？
胥吏借此营私，百姓深受其困，这本就是历次改革中常见的情形。
朱翊钧自然明白张居正的良苦用心，他斟酌了一下，问道：
“先生，若按‘一条鞭法’施行，赋役征课折银后，是否就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负责催收解运了？”
张居正颔首确认：“回陛下，正是。赋役折银后，改为由官府直接向人丁、田亩征收，银两直接解赴府库。
此后的押运、上缴事宜，亦由官府负责，不再摊派扰民。”
朱翊钧认真道：“里长、粮长遍布乡野，中枢确实难以直接管束。
但若征收权力上收到府县一级，朝廷的政令法规，多少便能更有效地贯彻下去。
就先这样试试吧。一府一省，慢慢来，船小好掉头，即便遇到问题，也容易调整。”
张居正至多也是提醒一句，见皇帝头脑清醒，并未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且愿意采取渐进策略，便也不再多劝。
他行礼应承道：“陛下圣明。合并正税的具体细则，包括税额确定、杂税折银标准、丁役折算办法等，
臣会与户部详细商讨，拿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章程后，再奏请陛下圣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如此重大的改革，前期筹备必须精细再精细。
想到这里，张居正莫名觉得户部的人手似乎又不够用了，盘算着往后两届科举，
该多选拔些精通算学、钱谷的士子补充入户部才行，否则届时必然忙得焦头烂额。
他按下发散的思绪，收摄心神，继续奏对：“陛下方才所言之第二条，容许百姓之间进行‘合作生产’……”
他顿了顿，目光微凝，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却不知陛下所指的‘百姓’，具体是何范围？”
这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像徐阶那样致仕的官员，难道不能自称一声“百姓”？
又或者，即便身为官绅，但其家族中总有未曾出仕的白身子弟。
届时，官绅隐身幕后，以家族白身子弟的名义出面兼并土地，名义上似乎符合“百姓合作”，实则换汤不换药，又当如何处置？
朱翊钧心中有些惋惜，隐晦地看了一眼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