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所在的办公楼是一栋苏式风格的灰砖建筑，庄重、敦实，门廊上方嵌着褪色的五角星。
接待处设在门厅一侧，一张深棕色的木质柜台后，坐着一位约莫四十岁、戴着套袖的女同志。她头发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神情专注地正在整理一沓表格。
“同志，您好。”我走上前，取出介绍信和毕业分配通知书，“我是新来报到的韩浩，清华大学毕业，分配来计委工作。”
女同志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过文件仔细查看。她的目光在“清华大学”字样上停留片刻，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
“哦，韩浩同志，欢迎欢迎！早就接到通知了，说这几天有清华的高材生要来。”她语气热情了些，拿出一个厚厚的登记本，“来，先登记一下。我叫王桂兰，是办公室的干事，以后有啥手续不清楚的，都可以问我。”
我道了谢，俯身填写表格。王桂兰一边看着我写字，一边熟络地介绍起来：“咱们计委啊，可是全省经济工作的中枢神经。楼上楼下，各处室分工明确着哩。”
她指着登记本旁边的一张简易楼层示意图，如数家珍：“你看，一楼主要是办公室和文书科，负责上传下达、文件流转，忙得很，一天到晚电话铃、打字机声不断。
二楼是工业处和农业处，工业处那边，整天跟钢铁、煤炭、机械这些数字打交道，烟灰缸里都是烟头；农业处嘛，操心的是粮食产量、农田水利，经常有下面县里的同志来汇报情况，带着一身土腥气。”
我顺着她的指引点头，脑海中开始构建这栋大楼内部的运行图景。
“三楼是财政金融处和商业处，”王桂兰继续介绍，“财金处管资金、管拨款，精打细算，门槛精着呢；商业处负责商品流通、物资调配，从棉花布匹到火柴肥皂，都归他们管。
四楼是综合处和委领导办公室，负责统筹规划、制定年度和五年计划，是咱们委里最核心的地方。”
她帮我办完手续，递过一个出入证和一把钥匙：“你的具体岗位安排在综合处三组，负责地区经济协调与发展研究。宿舍在机关大院后排三楼，306房间。
今天委领导正在开季度总结会，你先安顿下来，明天上午八点整，直接到四楼综合处找李建国处长报到。”
“谢谢王干事。”我真诚道谢。这些信息对于初来乍到的我而言，至关重要。
“别客气。”王桂兰笑了笑，压低了些声音，“韩浩同志，你是大学生，有文化，脑子活。不过咱们机关工作，讲究个程序规矩，按章办事。多看、多听、多学，总没坏处。”
我明白这是善意的提点，点头应下：“我记下了，一定虚心学习。”
拿着钥匙和简单的行李，我先去了宿舍。房间不大，约莫十平米，一床一桌一椅，一个脸盆架，墙壁粉刷得雪白，窗户朝南，采光不错。
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工作和生活的据点。简单归置了一下，我看时间尚早，便决定返回办公楼，熟悉一下环境，顺便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再次走进灰砖楼，心态已与刚才不同。楼道里光线有些昏暗，两侧墙壁上贴着各种学习园地、工作进度表和红旗竞赛榜。
各个办公室的门大多开着，传出不同的声响：
有的房间里有“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密集如雨点，间或夹杂着低声的核对数字声；
有的房间传出老式中文打字机“咔哒咔哒”的敲击声，富有节奏感；
有的房间里，有人在用带着浓重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打电话，语气时而急切，时而协商；
还有的房间，几个同志围在一起，对着墙上挂着的巨大图表指指点点，争论着什么。
我放慢脚步，像一个无声的观察者，掠过这些充满时代印记的画面。
在一处挂着“工业处一科”牌子的办公室外，我看到里面几位中年同志眉头紧锁，对着报表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手里的香烟燃了长长一截都忘了弹。
而在“农业处二科”门口，则听到里面在讨论某个县份的春耕进度和化肥分配问题，语气带着焦虑。
这一切，都与清华园里的理论探讨、理想激辩迥然不同。
这里是计划经济的具体执行层面，每一个数字、每一份文件，都可能关系到某个工厂的生产、某片农田的收成、某批物资的调配。
它庞大、繁琐，甚至有些僵化，但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推动着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
我这位来自后世，见识过市场经济的灵活与残酷的金融人，此刻置身于此，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降维”体验，同时也深刻理解了这个时代资源配置的逻辑根源——一切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一切服务于国家战略意志。
这种体量庞大、不计微观成本的集中调度模式，在后世看来或许效率低下，但在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它确实是凝聚全国之力，在薄弱基础上搭建工业骨架的唯一可行路径。
我的金手指，不在于否定这个体系，而在于如何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借助先知，在缝隙中寻找更优的局部解，注入一丝来自未来的效率和人性化考量。
正当我沉浸在这种观察与思考中时，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同志，你找谁？”
我转过身，看到一位戴着深度眼镜、头发花白的老同志，手里抱着一摞文件，正疑惑地看着我。
“您好，我是新来的韩浩，今天刚报到，在综合处。”我连忙解释，“提前熟悉一下环境。”
“哦，新来的大学生啊。”老同志表情缓和下来，腾出一只手推了推眼镜，“综合处在四楼东头。这楼里科室多，刚来是容易转晕。多看多问，慢慢就熟了。”
“谢谢您，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姓赵，在工业处资料室。”老同志语气平和，“年轻人，好好干。”说完，他便抱着那摞沉重的文件，步履略显蹒跚地走向走廊深处。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暗忖：这栋大楼里的每一个人，无论职位高低，似乎都是这架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按照既定的轨道和节奏运转着。
而我，这个带着双重记忆的“异数”，又将如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悄然施加影响？
带着这个疑问，我缓步踏上通往四楼的楼梯。
来到四楼综合处报到。处长李建国是一位四十多岁、身材精干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眼神锐利，说话干脆利落。
他简单询问了我的专业背景和在校情况，强调了综合处作为委里“参谋部”的重要性，要求我“尽快熟悉业务，理论联系实际”，随后便将我介绍给三组的组长和同事们。
组里的氛围相对严肃，同事们对我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客气而保留，显然，能力和信任需要靠实际工作来证明。
初步安顿好机关的工作后，我将注意力转向了另一项重要事业——“茶煮匠”。
总部现在的负责人是赵经理。见到我，他激动地放下手中的账本，紧紧握住我的手：“浩子！可把你盼回来了！大家都念叨着你呢！”
“赵经理，辛苦你们了。”我看着眼前这位愈发干练的长辈，心中感慨。
“不辛苦！不辛苦！看着咱们‘茶煮匠’一天天壮大，心里头热乎着呢！”赵经理拉着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山西省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小旗子标记着“茶煮匠”合作社的分布点，密密麻麻，几乎覆盖了全省主要县市。
“快给我说说现在的情况。”我坐下，迫不及待地问。
赵经理拿出一份厚厚的汇总报表，脸上洋溢着自豪：“浩子，按照你走之前定下的方略，咱们稳扎稳打，发展得快着哩！你看这报表——”
他指着报表上的数据，声音洪亮：“到目前为止，咱们‘茶煮匠’模式，已经在全省8个地市全部铺开！每个地市都建立了中心合作社，负责协调周边县区的原料收购、技术指导和成品销售。县一级以下，已经完成了整整200家标准合作社的布局！这比咱们年初定的‘地市全覆盖，县级过百家’的目标，翻了一番还多！”
我看着报表上清晰列出的数字：合作社数量、吸纳社员人数、主要经营品类、累计产值、利润分配……每一项都呈现出健康且快速增长的趋势。
“社员收入怎么样？”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好！比以前单干强多了！”赵经理拍着大腿，“根据各分社报上来的情况，加入咱们合作社的社员，平均下来，每个月能从合作社分到的现金和实物，比过去自己单干种地单一收入来源，多了至少七成！有些经营好的分社，比如晋南社员收入翻倍的都有！大家现在干劲足得很！都说‘茶煮匠’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金饭碗’！”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块大石落地。让参与者切实获益，是集体事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
“茶煮匠”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在于它激活了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源，将零散的个体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规模效应，契合了“集体主义”的时代精神，同时又注入了市场化运营的效率。
“原料供应和产品质量能跟上吗？”
“没问题！”赵经理信心满满，“咱们有统一的原料收购标准，跟各生产队、公社都签了长期协议，价格公道，他们乐意把好东西卖给咱们。
质量这块，严格按照你留下的那几个‘秘方’和工艺流程来，各分社都有老师傅盯着，总社定期抽查，谁敢砸‘茶煮匠’的牌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带着一丝神秘和兴奋：“浩子，你猜怎么着？连省里供销总社都注意到咱们了！前几天还派人来考察，说咱们的模式‘方向对头，效果显着’，有可能在全省农村副业系统里推广经验呢！”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能够得到体制内的初步认可，意味着“茶煮匠”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我点点头：“这是好事。但我们自己不能骄傲，根基还是要打牢。”
“那是自然！”赵经理指着墙上的地图，“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咱们要实现全省所有县级区域‘茶煮匠’合作社全覆盖，标准合作社总数突破500家！现在距离年底还有四个月，时间紧，任务重，但大伙儿都有信心完成！”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点过几个尚未插上旗子的空白区域：“你看，主要就是吕梁山区北部、晋西北这几个地方，交通不便，基础薄弱，正在加紧派人去联络、指导。困难是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看着赵经理眼中闪烁的斗志，以及墙上那幅被小旗子逐渐填满的山西地图，我仿佛看到了无数像韩家村一样的乡村，正因为“茶煮匠”这根纽带，悄然改变着面貌。
这种改变，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细水长流的；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源于利益共享和市场驱动。
它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框架下，生长出来的一抹充满生机的市场绿芽，是对“集体主义”内涵的一种丰富和实践。
这，或许就是我能为这个时代，为脚下这片黄土地，所带来的最切实的“改变”。它微小，却充满希望；它立足于当下，却连接着未来。
离开“茶煮匠”总社时，夕阳西下，将田野和房舍染成一片温暖的金色。回望那处依旧忙碌的小院，再想想计委大楼里那些忙碌的齿轮，我心中对未来的路径愈发清晰：在体制内，谨慎观察，学习规则，寻找契机，为更大层面的“正确方略”积累认知和影响力；在体制外，则通过“茶煮匠”这样的实践，脚踏实地地改善民生，孵化民族品牌的雏形，探索一条个人成长、集体致富与家国需求相结合的道路。
两条线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