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生平年表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朝中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官至兵部尚书。他在明朝危亡之际，领导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挽救了国家命运，被誉为“救时宰相”。其一生清正廉明，忠勇爱国，最终却含冤遇害。其代表作《石灰吟》正是其一生的写照。
早年求学与入仕（1398 – 1430）
1398年 (洪武三十一年) 出生于浙江钱塘 生于一个普通的官宦家庭。自幼聪慧好学，志向远大。
1421年 (永乐十九年) 考中进士 年仅二十三岁，考中辛丑科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1422年 - 1425年 巡按江西 初入官场即被任命为御史，巡按江西。他公正执法，平反冤狱数百起，打击贪官豪强，政声卓着，展现出非凡的理政才能。
1426年 (宣德元年) 随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 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叛乱，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在朱高煦出城投降时，于谦秉承圣意，以其犀利的口才，当众历数朱高煦的罪状，词正色严，骂得朱高煦伏地战栗，自称“罪该万死”。此举深得宣宗赏识。
1427年-1430年 巡抚河南、山西 因表现突出,被越级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长达十九年。在此期间，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兴修水利，赈济灾荒，改革弊政，深受两地百姓爱戴，被视作“于青天”。
宦海沉浮与中枢任职（1430 – 1448）
1430年-1445年 在地方与中央间调任 在巡抚任上政绩斐然，但因不向当权宦官王振献媚，曾一度被贬官下狱，甚至被判处死刑。但由于他在两省的民望极高，百姓和藩王联合上书力保，王振不得不将其释放官复原职。后调回京城，任兵部左侍郎。
1445年-1448年 留京辅佐兵部 虽然不再担任巡抚，但其在地方和军队中的威望已深入人心，为其在未来的危机中领导全国军民奠定了基础。
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1449 – 1450）
1449年 (正统十四年) 七月 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瓦剌，在土木堡遭惨败，全军覆没，英宗本人被俘。消息传回北京，举国震惊，朝廷上下陷入一片恐慌。
1449年 八月 临危受命，反对南迁 ,英宗被俘，国无君主，京城空虚。侍讲徐珵（徐有贞）等人主张南迁避难。于谦挺身而出，厉声喝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他力主坚守北京，稳定了人心。被皇太后任命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北京防务。
1449年 九月 拥立新君，稳定政局 为了断绝瓦剌利用英宗进行政治讹诈的企图，于谦与群臣一同劝请孙太后，拥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明代宗（景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此举使明朝的指挥中枢得以重新确立。
1449年 十月 领导北京保卫战 瓦剌太师也先挟持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于谦亲自披甲持剑，在德胜门外指挥作战。他调集重兵，严令诸将出城迎敌，并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明军士气大振，经过数日激战，屡挫瓦剌精锐，成功保卫了北京城。
1450年加强边防，迫还英宗。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继续整顿京营军制，创立团营，加强边防。也先见无机可乘，在军事和政治上均未能得逞，被迫于景泰元年将英宗释放回朝。
功高权重与晚年悲剧（1450–1457）
1450 - 1457年 (景泰年间) 总理朝政，励精图治 于谦作为景泰帝最倚重的大臣，日夜操劳，处理繁重军国政务。他生活简朴，居住的府邸仅能遮蔽风雨，景泰帝曾赐其府第，他坚决推辞。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但因其性格刚直，不结党营私，也得罪了部分朝臣，包括石亨、徐有贞等。
1457年 (景泰八年) 正月 夺门之变。景泰帝病重，石亨、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勾结，发动“夺门之变”，迎立被软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辟。
1457年 (天顺元年) 正月二十二 含冤遇害。 英宗复辟后，石亨、徐有贞等为报复旧怨并巩固自身权力，诬陷于谦“意欲”迎立外藩（即谋反）。英宗虽心知于谦有功，但在徐有贞“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的蛊惑下，最终下旨将于谦在崇文门外处斩，其家被抄。于谦临刑前，悲愤交加，天下冤之。史载“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
身后平反与历史评价（1457年后）
1465年 (成化元年) 平反昭雪。明宪宗朱见深（英宗之子）即位后，为于谦平反昭雪，恢复其官爵名誉。
1489年 (弘治二年)追赠谥号，立祠纪念。明孝宗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后在杭州故居建“旌功祠”祭祀。
1573年 (万历元年)改谥“忠肃” 。明神宗改谥号为“忠肃”，此后多称于谦为“于忠肃公”。
后世影响 不朽的丰碑 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其一生清正廉明，忠勇为国，尤其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保全了明朝的江山社稷。其诗作《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正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激励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
总结：于谦的一生，是忠勇、清廉与悲剧的交织。他以其非凡的胆识和政治魄力，在帝国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拯救了国家，其功绩彪炳史册。然而，他最终却死于腐朽的宫廷政治和帝王私心，成为明代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冤案之一。但他那“清白在人间”的高尚品格和力挽狂澜的功业，使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