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靠山屯，山风跟带了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又干又疼。王秀娟裹紧了刚上身的蓝布褂子，踩着满地枯黄的杨树叶往镇东头的供销社走，新纳的布鞋踩过落叶，发出“咔嚓”的脆响，在这寂静的镇子上格外清晰。她是三天前刚到供销社上班的，二十出头的年纪，脸上还带着没褪尽的青涩，要不是家里供弟弟上学急着用钱，她才不会从县城跑到这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偏远地界来。
供销社是座砖瓦房，墙皮都褪成了灰褐色，房檐下挂着的“靠山屯供销社”木牌，漆皮剥落得只剩几个模糊的字。推开门，一股混杂着肥皂、布匹、煤油和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是属于老百货店的独特气味，厚重得像蒙了一层时光的灰。“秀娟来了？快进来暖和暖和。”柜台后传来刘婶的声音，她正低头用抹布擦着玻璃柜台，布满皱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店里还有个中年男人，是供销社的主任老马，正蹲在地上翻找账本，看见王秀娟进来，头也没抬地说：“县里来了通知，要盘点后院仓库，那些陈年老货都得清出来登记，你俩今天别站柜台了，跟我去后院忙活。”
后院的仓库是间低矮的偏房，门一推开，灰尘就像受惊的蝴蝶似的涌出来，呛得王秀娟直咳嗽。阳光从高窗的缝隙里斜射进来，光柱里全是飞舞的尘埃。仓库里堆着各式各样的杂物：落满灰的暖水瓶、捆成捆的粗布、装着铁钉的铁盒，还有几箱滞销的水果罐头，标签都泛黄卷边了。“这仓库得有小十年没彻底清过了，”老马挥了挥手里的鸡毛掸子，“咱从里往外搬，都给规整明白喽。”
三个人分工合作，老马负责登记，刘婶和王秀娟负责搬运。仓库里阴冷潮湿，比外面还凉，王秀娟搬了几箱罐头就觉得手脚发僵。她正弯腰去搬一个靠墙的破损柳条箱，箱子一歪，里面的东西滚了出来——几张泛黄的《人民日报》散落在地上，底下裹着一件红底撒绿牡丹花的棉袄。
那棉袄款式是十多年前的，对襟盘扣，可颜色却格外鲜艳，红得像燃着的火，绿牡丹也鲜活欲滴，和周围蒙尘的杂物格格不入。王秀娟忍不住捡起来，触手的质感很软，针脚细密整齐，看得出来是手工缝制的，只是整体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陈旧气，不是新衣服的那种鲜活，而是像浸在时光里泡透了的沉郁。
“哎哟，这玩意咋还在？”刘婶瞥见棉袄，手里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脸色瞬间白了几分，声音都发颤了。老马皱了皱眉，瞪了刘婶一眼：“瞎咋呼啥？不就是件旧棉袄吗？说不定还能当二手货处理了。”刘婶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只是眼神躲闪着，不敢再看那件红袄。
王秀娟正觉得仓库里冷得刺骨，这棉袄看着厚实，她顺手就往身上套。刚穿上，就觉得不对劲——棉袄的尺寸看着普通，可穿上身却有种奇怪的“包裹感”，像是比她的身材大了一圈，却又紧紧地贴在背上，尤其是后颈和后背的位置，一股阴冷的气息钻进来，不是仓库的那种湿冷，而是像有块冰贴在皮肤上，凉得她打了个寒颤。
“秀娟，别穿这个，不吉利。”刘婶凑过来，想把棉袄从她身上扒下来。“婶，我就是觉得冷，穿会儿暖和暖和。”王秀娟躲开了，她觉得刘婶有点小题大做，不就是件旧衣服吗？老马也在一旁说：“让她穿吧，仓库是冷，登记完赶紧搬出去晒晒太阳。”刘婶没办法，只好不再说话，只是干活的时候，总用眼角的余光瞟着王秀娟身上的红袄，神色越发不安。
那天下午，王秀娟就穿着这件红袄清库。起初还没什么特别的，可到了傍晚，她总觉得后颈凉飕飕的，像是有人对着她的脖子吹冷气。偶尔还能听见一声悠长的女人叹息，若有若无的，她回头看，仓库里只有老马和刘婶，两人都在低头干活，根本没人说话。“刘婶，你听见啥声没？”她问。刘婶手一抖，手里的铁盒摔在地上，铁钉撒了一地：“没、没有啊，你别瞎想。”
晚上回到供销社安排的宿舍，王秀娟把红袄脱下来放在床头，可那股阴冷的感觉却没消失。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边总萦绕着那声女人的叹息，时近时远，像在屋里，又像在窗外。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她感觉后颈又凉了一下，这次格外清晰，像是有人用手指轻轻碰了她一下，她猛地睁开眼，屋里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上班，王秀娟还是把红袄穿上了，不是因为冷，而是潜意识里觉得穿上它心里踏实些，尽管这想法很奇怪。她站在柜台后招呼顾客，总觉得有视线粘在背上，凉丝丝的。来买酱油的张大妈看见她的红袄，手里的酱油瓶差点掉在地上，眼神躲闪着说：“秀娟啊，这衣服……你从哪儿弄来的？”“仓库里翻出来的，咋了大妈？”王秀娟反问。张大妈摆了摆手，含糊地说：“没啥，就是看着有点眼熟，你赶紧换了吧。”说完匆匆付了钱就走了，脚步都比平时快了不少。
一整天下来，好几个顾客都对她的红袄露出异样的神色，要么匆匆避开，要么欲言又止。刘婶更是一整天都没怎么跟她说话，坐在角落里织毛衣，手指却一直在抖。王秀娟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她总觉得这红袄有问题。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秀娟挽起袖子去洗饭盒，手腕突然传来一阵刺痛，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她低头一看，红袄袖口内侧的接缝处，露出一缕枯黑的头发，长约尺许，纠结在一起，看着格外瘆人。她心里一紧，用手一扯，头发被拽了出来，那头发又干又脆，一捏就碎成了渣。“这啥玩意？”她吓得手都抖了，饭盒“哐当”掉在水池里。
刘婶听见动静跑过来，看见那缕头发，脸瞬间变得惨白，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这、这头发……咋会在这儿……”“刘婶，你肯定知道啥，你告诉我！”王秀娟抓住刘婶的胳膊，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都在发颤。刘婶挣开她的手，连连摇头：“我不知道，你别问我，赶紧把这衣服扔了！”
王秀娟心里又怕又气，她决定把这红袄洗干净，说不定洗过之后就好了。她打来一盆井水，把红袄泡进去，刚一揉搓，清水就慢慢变成了暗红色，像是掺了血似的，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铁锈腥味。她越洗越害怕，用肥皂搓了一遍又一遍，可那暗红色的水总也洗不干净，红袄的颜色却越来越鲜亮，红得刺眼，上面的绿牡丹反而显得有些黯淡，像是失了生机。
她把红袄拧干，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深秋的阳光很淡，可那红袄在阳光下却格外扎眼，远远看去，像一团燃着的火。那天晚上，噩梦开始了。
她梦见自己站在供销社的后院仓库里，周围一片漆黑，只有高窗透进一点微弱的月光。突然，一双冰凉的手从背后伸过来，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力气大得惊人。她想喊，却发不出声音，想挣扎，身体却像被钉住了一样动弹不得。窒息感越来越强烈，她能感觉到身后人的呼吸，冰冷地喷在她的后颈上。她拼命扭头，想看清身后人的样子，可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黑影，什么都看不清。就在她觉得自己快要昏迷的时候，猛地惊醒过来，浑身都是冷汗，脖子上还残留着那种被掐住的刺痛感。
从那天起，王秀娟夜夜都做同样的噩梦。她开始失眠，脸色变得苍白憔悴，眼下挂着浓重的黑眼圈。白天在供销社上班，她总是精神恍惚，给顾客拿错东西，算错账。老马一开始还批评她，后来见她实在不对劲，也有些慌了：“秀娟，你是不是病了？不行就歇两天。”刘婶看她的眼神，除了恐惧，还多了几分怜悯。
王秀娟知道，再这样下去不行，她必须弄清楚这红袄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她开始趁着下乡送货的机会，向镇上年长的老人旁敲侧击。可每当她提起那件红底撒绿牡丹的棉袄，老人们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就摆摆手说：“别打听，那东西不吉利。”有一次，她在镇上的小酒馆碰到了老酒鬼张大爷，张大爷喝得醉醺醺的，她趁机问起红袄的事。张大爷眯着醉眼，看了她半天，突然压低声音说：“那衣服……是春玲的……别穿，穿了要招东西……”说完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任凭王秀娟怎么喊都喊不醒。
“春玲”这个名字，王秀娟还是第一次听。她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回到供销社，她盯着刘婶，语气带着一丝崩溃：“刘婶，你告诉我，春玲是谁？这红袄到底是怎么回事？再不说，我就要被折磨死了！”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刘婶看着她哭红的眼睛，长长地叹了口气，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她拉着王秀娟走到仓库的角落里，压低声音说：“这事……都过去十五六年了，本来以为没人再提了……”
刘婶说，十五六年前，供销社有个叫春玲的年轻女店员，长得特别漂亮，手也巧，那件红袄就是她自己缝的，是她最心爱的衣服，平时都舍不得穿。春玲性格开朗，跟店里的人关系都不错，可就是太要强，眼里揉不得沙子。那时候供销社有个副主任，叫李建国，是镇上书记的亲戚，为人霸道，经常在账面上动手脚。春玲发现后，就跟他吵了起来，吵得特别凶，全供销社的人都听见了。
“那天晚上下着雪，特别大，”刘婶的声音带着哭腔，“春玲下班的时候，就穿着这件红袄，跟我说她要去跟李建国把话说清楚，还说要是她今晚没回来，就让我帮她看着点。我那时候胆小，没敢跟她一起去，就看着她走进了雪地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
春玲失踪后，镇上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她跟人私奔了，有人说她被李建国害了，扔到后山喂狼了。派出所也来查过，可什么线索都没找到，李建国一口咬定没见过春玲，没过多久就调去别的镇了。这事儿最后就不了了之，成了靠山屯的一桩悬案。
“春玲失踪后，这红袄就被人在供销社门口找到了，”刘婶接着说，“有个新来的小姑娘不懂事，捡去穿了，结果跟你一样，天天做噩梦，说有人掐她脖子。后来这衣服又被人扔过几次，可每次都能自己回来，最后就被塞到仓库最里面的柳条箱里，没人敢再碰。”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王秀娟只觉得浑身冰冷，像是掉进了冰窖里。她终于明白，为什么穿上红袄会有那种包裹感，为什么会听见女人的叹息，为什么会做那样的噩梦——是春玲的怨念，附在了这件她最心爱的红袄上。
从那天起，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白天，她总能听见耳边有女人的低语，模糊不清，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委屈；晚上的噩梦也变了，她开始梦见春玲的样子，穿着红袄，站在雪地里哭，还能听见春玲和李建国争吵的声音，“你别想糊弄过去”“这账必须算清楚”。她还感觉到红袄越来越紧，像是在慢慢收缩，吸走她的体温和生机，她的脸色越来越差，连走路都觉得没力气。
王秀娟再也受不了了，她趁夜把红袄装进麻袋，扔到了镇外的乱葬岗。可第二天早上，她一睁开眼，那件红袄就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她的床头，上面还带着露水的痕迹。她又试着把红袄拿到院子里烧，火柴刚碰到衣角，火苗突然变成了诡异的绿色，怎么都烧不旺，反而冒出一股黑烟，呛得她直咳嗽，红袄却完好无损。
“这是春玲有冤屈没处说，才缠着你啊，”老马看着快要崩溃的王秀娟，叹了口气，“咱不能就这么不管不顾，得想个法子。”他去找了镇上的陈老太太，陈老太太懂些门道，平时镇上谁家有邪乎事都找她。
陈老太太来看了看红袄，又问了事情的经过，说：“这姑娘是含冤而死，怨气重，得让她安心。你们得在她最后出现的地方，给她办个简单的仪式，替当年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给她赔个罪，再承诺帮她把冤屈说出去，她才会放手。”
当天子夜，老马、刘婶和王秀娟带着红袄，来到了供销社的后院——当年春玲离开的地方。陈老太太点燃了三炷香，插在地上，让王秀娟捧着红袄，对着夜空说：“春玲姐，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会把你的事说出去，帮你找公道，你别再缠着我了，安心去吧。”
刘婶也哭着说：“春玲，是婶子胆小，当年没敢帮你，婶子对不住你。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李建国，让他给你个说法。”
话音刚落，一阵风吹过，院里的香灰被吹得漫天飞舞。王秀娟手里的红袄突然变得轻飘飘的，那种包裹感和阴冷感瞬间消失了。她把红袄用白布仔细包裹好，放进一个新的木匣里，按照陈老太太的吩咐，埋在了后院的老槐树下。
从那以后，王秀娟再也没做过噩梦，耳边的叹息和低语也消失了。她的精神慢慢好了起来，脸色也恢复了红润。老马托人打听了李建国的下落，得知他现在在邻镇当干部，就把当年的事情整理成材料，寄给了县里的纪委。
供销社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每当深秋风起，刮过后院的老槐树时，偶尔还能听见若有似无的叹息声，像是有人在轻声诉说，又像是在轻轻叹息。王秀娟每次听到，都会停下手里的活，朝着老槐树的方向望一眼，心里默念：“春玲姐，你的冤屈，我们不会忘。”
那件红袄就埋在老槐树下，成了靠山屯人不敢深谈的禁忌。只是偶尔有镇上的老人路过供销社，会指着老槐树对孩子说：“别去那儿玩，树下埋着一个姑娘的念想。”